伊斯兰历史观与中西传统历史观之比较

伊斯兰历史观与《古兰》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古兰》的许多章节以大量的史料客观而又准确地记述了宇宙的发生，人类的出现，先知的使命，世界的归宿等内容。并且提供了认知宇宙、自然、人类及其造化者和养育者安拉的方法和途径。它还科学地阐明了以安拉的定制(包括安拉的价值观，安拉为人类设计的历史发展规律等)作为伊斯兰史学诠释各种历史现象及其本质的最高、最终标准，从而引导人们不断地反思过去，清醒地对待现在，充实地走向未来。正如《古兰的历史观》一文中指出的，“历史在《古兰》中是时间的统一体，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时间范畴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三个时间范畴不仅如此，甚至天与地，天的时间、地的时间，创造人的经过与清算日之间有着归宿性的联系，它们在《古兰》的表达中常常不期而遇。这种过去与将来、现在与过去、将来与过去之间的迅速辗转，说明《古兰》在竭力消除时间之间的屏障，而将它看作密不可分的活生生的统一体；历史的运动，实际上是同一种运动。始于安拉创造天地万物，终于清算之日。”伊斯兰史学之功能在于从历史观上引人至善，不重蹈已灭亡民族的覆辙。《古兰》说：“有许多常道，己在你们之前逝去了，故你们当在大地上旅行，以观察否认真理者的结局是怎样的。这是对于世人的一种宣示，也是对于敬畏者的一种向导和教训。你们不要灰心，不要忧愁，你们必占优势，如果你们是信道的人。”(33：137——l 39) 的确，《古兰》的历史内涵之深广，视野之宽阔是其它历史观所不及的。它为伊斯兰史学提供了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本文试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证伊斯兰历史观的一些基本原则，在同其它历史观的比较中揭示这些原则的可靠性。


一、人类历史的发端


人类历史的发端和人在地球上的首次出现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而关于人类的起源曾有过不少假设、揣测和结论。许多神话、童话、民间传说和许多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都试图解开这一问题的迷底，因此才有中国的女蜗氏、埃及的哈奴姆、希腊的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米利都学派著名学者阿那克西曼德的“人类起源于鱼类”说等等。许多历史教材，无论是世界上古史还是中国古代史，开宗明义的第一章也都要涉及人类的起源问题。可是这些书籍所提供的答案往往沿用拉马克和达尔文的假设：人类起源于古猿。所有这些都经不起理性的推敲和客观历史的检验。就拿人类起源于古猿论来看，它至今无法解释从猿过渡到人在时空上，在发展谱系上出现的一个巨大的断层与空白。众所周知，在距今六千万年前的新生代早期，地球上已经有了灵长类目。新生代中期，即距今三千五百万年前，由阿曼古猿，埃及古猿开始，随后在欧亚非部分地区广泛出现森林古猿。在森林古猿中，学术界又分出了所谓的“腊玛古猿”，即从距今一千四百万年前至八百万年前所谓“正在形成中的人”。接着，便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空白区。从距今八百万年前至三百多万年前，将近五百万年间，古猿进一步发展的化石和其它遗迹基本上匿迹。可是过了近五百万年，从距今三百多万年前，在印度洋周围沿岸，人类的足迹奇迹般地出现了。这使考古学家百思不得其解。


伊斯兰的历史观认为，人类历史的发端和宇宙的起源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类历史是整个宇宙发展史中的一个环节。安拉先创造宇宙万物，然后创造人类。《古兰》启示多次提到“你们的养主是那在六日里创造了天地的安拉。”(10：3)这里的六日，《古兰》启示曾作出提示：“在安拉那里的一日，是你们计算的一千年。”(22；47)而在另一处启示还提到，天使和人的精神在上升中，每日的长度，“那一日的衡量是五万年。”(70：5)所以对安拉创造宇宙的时间，其长度绝不是我们想象得到了，安拉创造了宇宙天地，继而“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了人”(23：12)。“当时，你的主对众天使说：‘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治理者。’他们说：‘我们赞你超绝，我们赞你圣洁，你还要在大地上设置作恶和流血的人吗2’他说：‘我的确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他将万物的名称，都教授阿丹，然后以万物昭示众天使说：‘你们把这些事物的名称告诉我吧!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他们说：‘赞你超绝，除了你所教授我们的知识外，我们毫无知识，你确是全知的、确是至窖的……’我说：‘阿丹啊：你和你的妻子同住乐园吧I你们俩可以任意吃园里所有丰富的食物，你们俩不要临近这棵树，否则就要变成不义的人。’然后恶魔使他俩失足了，使他俩出离原有的地位，我说：‘你们互相仇视地下去吧，大地上有你们暂时的住所和享受。”’(2：30一36)至于阿丹是否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宇宙发展史上的第一个人，《古兰》启示中并没有明确地指出。根据另外一节《古兰》所说明的：“难道他们不知道吗?在他们之前，我曾毁灭了许多世代，他们常和那些人的故乡往来，对于有理智的人，此中确有许多启示。”(20：128)因此，人类的出现可能不止第一批。考古学家无论挖掘出哪一年代的化石，无论鉴定为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或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人，甚至更早都说明《古兰》启示的准确无误。阿丹可能是人类的第一个人，但可能只是这一世代的第一个人。《古兰》只是昭示安拉创造的各种迹象，供人类去参悟。但不管怎样，人类历史的发端必须和阿丹联系在一起加以思考，因为根据《古兰》指导，安拉要在大地上设置的治理者不仅仅是指阿丹一个人，而是所有阿丹的子孙，他们都肩负着治理大地的使命，为安拉而工作，去谱写人类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

二、使者在历史中的作用


安拉创造了人类后，人类便进入了岁月漫长的历史进程。但人类天生是脆弱的，需要引导，需要教化，才能知道安拉所喜悦的和他所命令及禁止的事物。因此，安拉曾不断地派遣众使者来完成这一使命。相信使者，紧随使者的人才是遵循正道者，这将使他们接近安拉，得到品级的耀升和今后两世的吉庆。《古兰》说：“安拉从天使中，于人类中拣选若干使者，安拉确是全聪的，确是全明的。”(22：75)“阿丹的子孙啊1如果你们同族中的使者来对你们讲述我的迹象，那么，凡敬畏而且修身者，将来都没有恐惧，也不忧愁，否认我的迹象而且加以藐视者，是火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7：35—36)“我只派遣众使者作报喜讯者、警告者，谁信递而且行营，谁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否认我的迹象的人，将为罪而遭受刑罚。”(6：48—49)“我确己启示你，犹如我启示努哈和他之后的众先知一样，也犹如我启示易卜拉欣、伊斯马仪、伊斯哈格、叶尔孤白支派，以及尔萨、安优卜、伏努斯、哈伦、苏莱曼一样。我以《宰通尔》赏赐达吾德。我确己派遣许多使者，他们中有我在以前己告诉你的，有我未告诉你的。安拉曾对穆萨对话。我曾派遣许多使者报喜信、传警告，以免派遣使者之后，世人对安拉有任何托辞。”(4：163一165)“我派遣使者，只为要人奉安拉的命令服从他。”————(4：46)“谁服从使者，谁确己服从安拉。”(4：80)


《古兰》之所以用大量的篇幅强调使者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因为人类不能直接从安拉那里得到启示，只有通过使者这一传递安拉信息的媒介才能获得有关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真知。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古兰》所涉及的各种历史问题同《古兰》论及的使者的时代背景和各种事件联起来，这将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和把握《古兰》涉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因为有关先知(即使者)生平背景的经文，所记录的是恰似发生在昨天或前天的活生生的事实，它们在穆斯林的心灵中感觉犹新。它们对其它各种史实有着导向作用。”《古兰》中的历史观》与此相对照，中西历史观突出的主要是帝王将相和个人的作用，宣扬“英雄史观”、“人为史观”。例如，在中国二千多年来一直被奉为史学正宗的纪传体历史著作《史记》实际上是以帝王的本纪和名人的列传为记述主体。中国正史之所以成为帝王将相的家谱与此种体例关系甚大。这种以人物为中心(尤其是以英雄人物和知名人士为中心)的体例所表现的历史观恰好同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着意于人之所以为人之理、成人之道的思想相默契。中国传统史学甚至将哲人与帝王相提并论，与神相提并论。如《苟子·解蔽》篇历说诸子之大蔽，独曰：“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自此，孔子便成了一个既仁智又具有先见之明，不受外物蒙蔽的圣人了，可以与帝王并肩，自生民以来，天下无人可与他匹配。因此，后来修建孔庙，拜祭圣人成为一种时尚。由孟子、苟子两人作桶，对孔子作偶像般的重新塑造。造至西汉董仲舒又进一步修整涂抹，加上了一道道吓人的光环：罢捌百家，独尊儒术。他根据孔子《春秋》强调大统一和改制主义，臆说“孔子立新王之道”(《春秋繁露·玉杯》)，代为大汉帝国立法，首开神化孔子之先河。而在西方的文学传统中，无论是古典的希腊罗马史学，还是文艺复兴运动后的人文史学也同样突出个人的历史作用。虽然中世纪神学也宣传耶酥基督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却赋予耶酥以神的品格(圣子)，掩盖了他作为使者和先知的本来面目。对此，安拉述说到：“他们说：‘至仁主收养了儿子。’你们确已犯了一件重大的罪行。为了那件罪行，天几乎要破，地几乎要裂，山几乎要崩。这是因为他们妄称人为至仁主的儿子。至仁主不会收养儿子，凡天地间的，将来没有一个不象奴仆一样归依至仁主的。”(19：88——95)

三、安拉与人在历史中的地位


既然人类是由安拉创造的，而使者又是安拉派遣来引导人类的。那末，人类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执掌在安拉的手里。正如安拉开天辟地，在创造宇宙万物同时，制服它们并赋予它们以不可更改的内在定律一样，安拉在造化人类、启动人类历史的同时，也给历史安排了特有的发展规律。因此，前定论不仅是伊斯兰宗教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也是伊斯兰历史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古兰》告诉我们地球上的任何民族都不能先其定期而消亡，也不能后其定期而消亡。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安拉常把治理国家的权力赐给他所意欲的人。而末日之来临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最终归宿，因为对人的历史行为如果没有一个公正的结论和清算，那就谈不上宏扬真理，声张正义，而且正处于历史进程中的人类会因缺乏强有力的约束机制而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由此可知，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受安拉的法则支配的．，谁也无法摆脱安拉的法则。


但是，伊斯兰历史观在强调前定论的同时，也强调在历史进程中作为安拉在大地上的治理者的人的主体选择。穆圣所言：“信托安拉，同时拴住你的骆驼。”就是这个道理。


这里涉及到安拉与人在历史中的地位问题，说得具体些，就是安拉的前定和人的选择的关系问题。它构成了伊斯兰历史发展观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安拉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和最终结局制定了不可更改的框架，而人的自觉选择活动不应是主体对这一体现客观规律的框架的蔑视和对抗，而应是自觉地、合理地规划自己的行动，使之与这一框架相契合。因此，与人类相Lb，安拉在历史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在对待前定和选择这一问题时，既要看到选择背后的前定；又要重视前定条件下的选择。 中国传统史学也曾围绕“天命”(前定)与“人事”(选择)这一命题进行思索。《诗经》上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即天道运行到哪里，就命令到哪里，“天行之命”是永恒运行的。司马迁说，《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他企图在历史演进中找到有关“天”与“人”的正确答案，找到有关“成败兴坏”的终极原因。但由于主观和客观上的局限，司马迁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因此，他只好将信将疑，在明智和迷茫的中间地带游离徘徊。这种矛盾的困惑反映在《史记》之中。《伯夷列传》中一段话足以证明这一点：“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早)天。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跃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皮您眼，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


而中世纪神本主义史学则将神的安排和人的选择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将历史的运动简单地归结神意安排的结果而非人活动的结果。因为神学史观认定人的世界是邪恶的、暂时的，而神的世界是至美至善的、永恒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史学托古更新，恢复了古希腊罗马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重新面对现世，在抛弃神意安排历史论的同时，强调入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其实，在中国传统史学中虽然可以看到对“天命”的思考，但中国史自孔子作《春秋》，司马迁著《史纪》至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以人为本的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部《春秋》，编年为体，以记述天子之事为主线；一部《史记》，经传为法，以人物为记述中心。立足点都着力于历史中人的地位和人的事业。未能越此善篱的章学诚更是极力推崇这种做法。


可见，中西传统史学都没有正确把握安拉和人在历史中的地位问题，无法正确把握前定和选择的关系问题。中国的一些史学家、思想家虽然怀有偏好追求一种“终极真理”式的理想和信念的传统心态，企图找到宇宙间万事万物发展(包括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属性，并以此包容一切，解释一切(如阴阳五行学说等)，但实际上没能包容一切，也没能解释一切。

四、历史学的各种价值观


伊斯兰历史观在肯定安拉、使者和人在历史中各自不同地位的同时，还强调以安拉至上的价值判断标准作为历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因为伊斯兰历史观本身渊源于超越时空和一切局限性的安拉的智慧与知识。
在认识论方面，伊斯兰历史观坚持以安拉的善恶标准来正确评价历史上的各个方面，反对以个人的好恶或以某个哲人的是非标准来评判历史。在方法论方面，伊斯兰历史既注重理性思辨，又讲究感性参悟。正如伊斯兰学者安萨里将理性思辨比作眼球，把感性参悟比作光一样。只有交替或者同时运用这两种认知手段才能准确地把握历史的真话。


而中国传统史学往往将个人的是非标准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譬如，李翱提出：“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全唐书》)李翱的所谓“公是公非”的前提是“仲尼褒贬之心”，它所反映出的史学家的是非观或价值观在“道德全者”(同上)即能够“尊王室、正陵僧、举三纲、提五常”，“诛奸搜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柳冕对史学以书法义例进行劝善戒恶的功用曾提出新的要求。他说：“圣人之于《春秋》，所以教人善恶也。修经以志之，书法以劝之，立例以明之。”而“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在书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贬是也。”(《全唐书》)而在研究史学方面主要沿用传统的考据方法。


中世纪的西方则以基督教神学的善恶标准来充当史学领域中的价值判断标准，其中不少是神学家奥古斯丁本人的是非观，如“原罪”说，“受难”说等等。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思想家们公开歌颂世人以蔑视神抵，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启，肯定人性以否定神性。在这种思潮的冲击下，基督教神本主义历史观所拥有的价值标准受到了挑战，代之以人本主义历史观具有的价值内涵。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再一次重创了基督教的神学史观。伏尔泰、维科和孔多塞等哲人系统地阐述了人本主义历史观，但过分地夸大了人的理性作用，主张一切都要在理性的圣坛上受到检验。孔多塞甚至声称人类历史就是人类理性的发展史，将理性认作是支配历史发展的主宰力量。(参见《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历史哲学》)这显然将由人类或个别人的理性衍化出来的是非观或价值观误认为是终极价值判断之标准，否定了安拉至上的价值观。十九世纪在研究史学的方法论上出现了实证主义史学理论，到了二十世纪又出现了分析的批判历史哲学与之相对抗。实证主义史学提供一个排斥主体性的客体性原则，强调历史的价值即在历史本身；分析的批判历史哲学则突出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常常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局限性当作历史本身作为客观存在的相对性乃至虚幻性，使“历史事实”成为依赖思维而存在的精神范畴。


另外，在十九世纪后期，还出现了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在当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克罗齐和柯林伍德，他们继承‘了黑格尔的人类是历史精神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把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看作是人类精神、意识、思想的发展史。克罗齐曾说：“精神就是整个实在……除了精神没有其他实在；除了精神哲学，没有其他哲学。”(《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在他看来，历史就成了哲学史，成了精神的自身意识史。柯林伍德比克罗齐更直截了当地声称：“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除了思想以外，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可能有历史。”(《历史的观念》)。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还认为：既然一切历史都是精神史或思想史，那么历史也就只有在人们用自己的思想窥测古人的思想时，才称其为历史。因此，历史就不是不依赖于认识主体的思想而存在的客观过程，而是认识主体的思想产物。柯林伍德发展了克罗齐“历史就是思想”的观点，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同上)这一重演过程“并不是消极屈服于别人心灵的魅力之下；它是积极的，因而也就是批判的思维的一种努力。历史学家不仅是重演过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重演它。”(同上)比新黑格尔主义更具有当代特征的人本主义历史观是弗洛伊德主义历史观。弗洛伊德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基石就是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弗洛伊德看来，无意识尤其是其中的性本能是推动人的一切活动的原动力，是为人的活动提供心理能量的内在源泉，是支配人的最高主宰。因此，人类历史现象都是无意识、非理性的心理本能的产物。这种心理本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人的这种本能可分为生存本能(即自卫本能和生殖本能)及死亡本能(即侵略、自我毁灭本能)，整个人类历史是一部两种本能的斗争史。生存本能代表着爱和建设的力量，它起着延续人类的世代发展和保存种族的作用，死亡本能代表着恨和破坏的力量，它起着毁灭自己和自己周围一切的作用。由此便可以解释一切社会历史现象，比如战争不过是人的死亡本能的产物等等。


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历史观在历史本体论上，无论是新黑格尔主义还是弗洛伊德主义，都把人的本性归结为人的精神，把思想、无意识等精神范畴视为人性的本质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本质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从克罗齐的“精神即历史、在历史存在的每个时刻，精神就是历史的创造者”(《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到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再到弗洛伊德的人类历史是无意识本能的产物，无不弥漫着唯心史观。因而，他们的所谓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实际上不过是以人的精神属性为本的人本主义，完全排斥人的其它本质和属性。从这一唯心史观出发，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历史哲学家大都否认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寻。他们认为，人的精神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而且变化莫测，不受规律支配，因此，历史作为精神史也就无规律可言。克罗齐曾说“社会发展规律的概念当然说的是指引历史方向的规律，然而历史象诗一样，象道德意识一样，没有规律。”“全部历史，甚至是最接近我们的现代欧洲本身的历史，都是一团漆黑。”(《西方哲学史》下卷)。柯林伍德也声称：“历史学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除非他不再是一位历史学家)在寻找事物的原因和规律方面与科学家竞赛。”(《历史的观念》)，弗洛伊德更公开地否认被其看作历史发展“原动力”的无意识可以通过科学规律加以认识，而诉诸于神秘的“精神感应”。他说：“我们若习惯于这个精神感应的观念，便可用以解释许多现象。”(《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历史观无限夸大人的主观作用，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在它看来，了解历史之最佳方式就是在自己的头脑中“重演”过去人们的思想或者在精神上“感应”过去人们的精神本能，历史毫无真实的客观基础，因而也就无法达到真正的历史实在。


由此而知，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历史观，无论在本体论还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不同程度地带着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和神秘主义的倾向。它和中国传统史学的各种价值观一样，都无法超越人类自身固有的缺陷。惟有伊斯兰的史学价值观是最完善的。

结语


从伊斯兰历史观和其它历史观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伊斯兰史学将历史投放到宇宙起源——人类起源——人类发展——末日清算这样的宏廓视野中审度是其它史学(历史哲学)所不及的。这一认知历史的总框架体现了伊斯兰历史观的信仰价值实体和伦理价值实体。


二、伊斯兰历史观把至高无上的安拉视为开启与引导人类历史的最终动因，肯定众使者(即先知)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以及人类在安拉前定条件下的历史选择。而其它历史观则以神本主义或者人本主义为历史学的逻辑出发点，制造出神意史学、人为史学、精神史学、本能史学等。


三、伊斯兰历史观以至善至窖的安拉的是非标准、善恶标准作为历史学之最高的价值判断标准。无论在历史本体论上，还是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这一价值判断标准的真值度和可信度远远超出各种人类设计的价值判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