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训概说
圣训概说
由 Admin 周一 三月 17, 2008 12:36 pm
一、圣训内涵及分类
二、圣训的背诵、记录和传述
三、伪训的产生及辨别
四、圣训的搜集辑录
五、圣训集标准本
六、圣训中文译本
七、圣训与今日中国穆斯林
穆罕默德，这位人类文明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宗教改革家，全世界穆斯林推崇备至的“先知”和“圣人”，在离开人世之前高度概括他毕生奋斗的成果，对信徒们说道：“我给你们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是安拉的经典，一是我的逊奈。只要紧紧抓住这两者，你们就不会迷路。”这里“安拉的经典”，即为《古兰经》,是众所周知的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而“我的逊奈”，则是这里将要介绍的圣训。
圣训作为穆罕默德阐释古兰经文和实践伊斯兰教的言行录，在伊斯兰教中起到了创制立法的第二源泉的作用，是较之《古兰经》更为明确、具体的穆斯林行为的规范。《古兰经》对圣训的权威性给予了充分肯定：“凡使者给你们的，你们都应当接受；凡使者禁止你们的，你们都应当戒除。”（59：7）同时，由于圣训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又成为伊斯兰文化的渊源和核心。1300多年来，圣训的思想，包括它的哲学观点、政治主张、教义教法、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不仅对各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也影响着其他国家穆斯林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今天，在全球50多个伊斯兰国家和12亿穆斯林信徒之中，先知穆罕默德以及他所赞同、默许的言行的影响，不仅没有衰减，而且与日俱增。这种现象，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和研究。
一、圣训内涵及分类
圣训一词为阿拉伯语“哈迪斯”与“逊奈”的意译。“哈迪斯”字面意为“言谈”、“言论”；“逊奈”字面意为“行为”、“道路”。二者含义虽有差别，但在伊斯兰学术界表达先知言行用语的过程中趋于同义。中国操汉语的穆斯林习惯称先知穆罕默德为“圣人”。因此，圣训即为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
然而，按照伊斯兰教圣训学的定义，圣训还包括先知允许或默认的门第子、再传弟子的言行。门第子的言行，由于得到先知的认可或同意，等同于先知本人的言行。例如门第子穆阿兹去也门传教，临行前先知问他：“你到那里后以什么断案？”穆阿兹答道：“依安拉的经典。”先知又问：“如果在安拉的经典中找不到依据时，你依什么断案？”答道：“依先知的言行。”先知又问：“在先知言行中也找不到依据时，你又怎么办？”穆阿兹答道：“依我自己的见解。”先知对此答复未加反对，即为默许。这种默许显然可视为先知的主张。圣训中还包话先知门第子关于先知所经历的事件、所解答的问题、应酬交往中的言谈举止和仪态神情的叙述，包括门弟子对古兰经文含义及其降示背景的回忆。再传弟子长期跟随直传弟子生活，受其薪传，他们传述的间接听到的先知言行及对有关问题的解释，圣训学家也列为圣训范围。
圣训学和阿拉伯文经籍中，表示“圣训“这一概念的还有“赫白尔”和“艾赛尔”两个词。“赫白尔”意为“传说”、“消息”，通常指历史上有关帝王圣贤事迹的传述，什叶派用此词专称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及其所默认的门第子的言行。“艾赛尔”一词本意为“传闻”、“踪迹”，多指先知门弟子和再传弟子所发表的言论，其中包括他们所传述的来自先知的言论。在伊斯兰学术史上，哈迪斯曾涵盖这几个同义词意义。但到现代，人们大多仅以“哈迪斯”称先知的言行。
圣训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传述，称作“哈迪斯·库德西”，意为“神洁的言论”。也称为“哈迪斯·依拉西”，意为“神谕”，属于先知言行的范畴，可译为圣训。但由于这些圣训意思来自安拉，词语发自先知，较一般圣训贵重，故敬称为“谕”。圣谕通常以安拉为第一人称来表述，格式有三种：（1）先知曾说，安拉说……。（2）先知传安拉的话说……。（3）先知传自己主的话说。多数情况下，之后首句为“我的众仆啊。”例如有圣训记载，先知传自己主的话说:“我的众仆啊！我禁止对自己行亏，我也禁止你们相互行亏，所以你们不要相互行亏。”严格地讲，圣谕是介于《古兰经》和一般圣训之间的一种宗教训戒 。圣谕同《古兰经》的区别在于：第一，《古兰经》有一定的降示程序，意义和文词均来自安拉。而圣谕意思来自梦境中安拉的默示，且先知一般只告知身边亲近的门弟子。第二，《古兰经》是先知亲口依启示所授，专人笔录，连续传述。而圣谕如同所有圣训一样，是由个人背诵、传述，先知逝世若干年后才辑录，同其它圣训一样要受到圣训学家的鉴别和考证，不能因其意义来自安拉，就断然认定每段圣谕真实。第三，《古兰经》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而圣谕段数较少，内容有限。其具体数量说法不一。据载，伊本·哈杰尔·阿斯格拉尼(1372—1449）曾将搜集的圣谕辑为一册，为百余段。如果不仔细考证其真实程度，各家所传述下来圣谕总共也仅有800余段。圣训学家穆罕默德·麦德尼(?—1785）认为共有836段。埃及伊斯兰事务最高理事会于1970年出版的《圣谕》，是从六部圣训标准本和《穆宛塔》中挑选出的，辑《圣谕》400段，附有注释，印行为二册。
除了圣训和圣谕之分，圣训学家根据不同的标准，将圣训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如依圣训作用的范围，分为原则的圣训和具体的圣训。依圣训内容的可靠程度，分为正确、良好、虚弱三种。依圣训的主题，分为奖励性和警戒性两类。依圣训产生的时间，分为被停止的和继续有效的两种，等等。
二、圣训的背诵、记录和传述
为了突出《古兰经》的神圣地位，先知在世时曾明令禁止记录他的言行。先知说：“你们不要记录我的言行，谁写下了古兰经之外的东西，让他抹去。传述我的言行是无妨的。”因此，后人辑录的圣训，大多为先知门弟子背记于心、口头传述下来的。虽然先知逝世前门弟子已达11.4万多人，但亲耳聆听和亲眼目睹先知言行的门弟子是极少数。据记载，传述圣训的门弟子至多1500人。《圣训珠玑》中涉及的传述者不过200人。而且，由于这些门弟子所处的环境、所做的工作和承担的责任不同，了解和传述的圣训数量悬殊明显。少则仅一段，多则数千段。据圣训学家统计，传述千段以上的有7人：艾卜·胡莱赖，5374段；伊本·欧麦尔，2630段；艾奈斯，2286段；阿伊莎，2210段；伊本·阿巴斯，1660段；贾比尔，1540段；胡德里，1170段。传述百段以上的有伊本·马斯欧德、伊本·阿慕尔、艾布·赞尔、伊本·艾比·宛戛斯、艾布·岱尔达、穆阿兹等。上述圣门弟子之所以传述圣训较多，一方面是由于跟随先知时间较长，且大多在先知左右；另一方面是能够用心背诵或抄录。有人曾责备艾布·胡莱赖，同先知一起生活不过5年，何以传述那么多圣训。艾布·胡莱赖解释说:“当时辅士忙于务农，迁士忙于经商，而我不离先知左右。他们听不到的，我听得到；他们忘却的，我能记得。”可见，一些门弟子记忆力强且善于思考，是圣训得以留传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圣训基本上靠心记口授传播，但并非完全没有文字记录。一些圣训学家研究认为，先知禁止记录自己言行是在古兰启示降示之初，目的在于防止古兰与圣训混淆。实际上，在以后的岁月里，有的门弟子为了圣训不被遗忘和便于遵循，在确保启示和圣训不相混淆的前提下，单独另纸记录圣训的情况是存在的。一些圣训集中记载的明确例证有：
1、先知门弟子伊本·欧巴岱(?－－635）有一记录本，上有一些圣训。其子将此本内容传于世人。据伊玛目布哈里说，此记录同亲手记录过圣训的伊本·艾比·奥法的抄本完全一样。
2、据载，先门弟子色木赖·本·君杜卜(?—679）曾收集并记录了不少圣训，估计这就是伊本·西林所说的色木赖写给自己儿子的、内有不少宗教知识的那封信。
3、先知门弟子贾比尔（？—697）也有记录。伊玛目穆斯林认为他所记录的是关于朝觐 功课的规定。贾比尔的学生盖塔岱·迪阿玛和苏莱曼·本·盖斯等人都传述过老师的记录。
4、先知时代最著名的记录，是伊本·阿慕尔·本·阿斯的《真诚记录》。据伊本·艾西尔说:“此记录包含千段哈迪斯。”这个记录原文未能传下来，但它的主要内容都收录在艾哈迈德·罕伯勒的《穆斯奈德圣训集》中。它是先知时代已有圣训记录之说的最有力佐证。有段先知与伊本·阿慕尔的对话，可增加此证的可靠性：伊本·阿慕尔就是否能记录 先知言行的问题，请教先知道:“我能记录我所听到的言论吗？”先知说：“可以。”又问：“你高兴或生气时的言论均可记录吗？”先知说：“可以，因为我所说的都是真理。”也许《真诚记录》是受这段谈话启发而开始的。艾卜·胡莱赖也曾说过:“先知门弟子中除伊本·阿慕尔外，任何人都没有我背记的圣训多，因为他有记录，而我未记录。”
5、伊本·阿巴斯(?－－688）重视记录先知的言行，并带着这些记录参加学习集会。逝世时，留下需一峰骆驼驮运的记录，而这些记录和圣训有关。其学生赛义德·本·米拜尔(?－－713）听老师宣讲时，用心记录。如果记录纸用完了，便记在衣服、鞋甚至手上，等回家后再抄在纸片上。这个记录由其儿子承继，向人们传授，流传较广，致使各种古兰经注释和圣训集中均有伊本·阿巴斯所传的圣训。
6、先知逝世后出现的“罕麻姆记录”，是罕麻姆（660－－749）对自己老师艾卜·胡莱赖面授圣训的记录，形成于伊斯兰纪元58年左右。这个记录完整地保存到现在,包括１３８段圣训。在大马士革和柏林都发现过完全相似的手抄本。全部内容被伊本·罕伯勒辑录于自己的《穆斯奈德圣训集》中。有一部分作为会同的圣训，辑录在布哈里和穆斯林两家的《圣训实录》中。
上述类似事例在各家圣训集和圣训学著作中还有一些。由此可知，在先知和四大哈里发时代，记录圣训的事例确实存在。不过这一时期的记录是少数个人的自发行为。认为圣训的搜集记录始于伊元第二世纪之初的说法与历史事实并不符合。有些西方的东方学家，如匈牙利的古里德济尔（Goldxiher，1850---1921）、奥地利的谢勃兰哥（Sprenger,1813---1893)和荷兰的杜齐（Dozy,1820---1814)等，有意夸大先知和四大哈里发时代没有记载圣训的说法，又否认先知门弟子依靠记忆将圣训原原本本传述下来的可能性，目的在于说明现今圣训均为后人伪托，可靠成分甚少，可信程度甚低。穆斯林学者，特别是最了解自己先知思想和言行的阿拉伯学者，对上述观点和议论持否定态度。现代不少伊斯兰圣训学家著书立说，引证事实驳斥他们的论点，并提醒穆斯林圣训研究者勿为他们的错误论断所迷惑和动摇。
二、圣训的背诵、记录和传述
三、伪训的产生及辨别
四、圣训的搜集辑录
五、圣训集标准本
六、圣训中文译本
七、圣训与今日中国穆斯林
穆罕默德，这位人类文明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宗教改革家，全世界穆斯林推崇备至的“先知”和“圣人”，在离开人世之前高度概括他毕生奋斗的成果，对信徒们说道：“我给你们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是安拉的经典，一是我的逊奈。只要紧紧抓住这两者，你们就不会迷路。”这里“安拉的经典”，即为《古兰经》,是众所周知的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而“我的逊奈”，则是这里将要介绍的圣训。
圣训作为穆罕默德阐释古兰经文和实践伊斯兰教的言行录，在伊斯兰教中起到了创制立法的第二源泉的作用，是较之《古兰经》更为明确、具体的穆斯林行为的规范。《古兰经》对圣训的权威性给予了充分肯定：“凡使者给你们的，你们都应当接受；凡使者禁止你们的，你们都应当戒除。”（59：7）同时，由于圣训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又成为伊斯兰文化的渊源和核心。1300多年来，圣训的思想，包括它的哲学观点、政治主张、教义教法、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不仅对各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也影响着其他国家穆斯林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今天，在全球50多个伊斯兰国家和12亿穆斯林信徒之中，先知穆罕默德以及他所赞同、默许的言行的影响，不仅没有衰减，而且与日俱增。这种现象，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和研究。
一、圣训内涵及分类
圣训一词为阿拉伯语“哈迪斯”与“逊奈”的意译。“哈迪斯”字面意为“言谈”、“言论”；“逊奈”字面意为“行为”、“道路”。二者含义虽有差别，但在伊斯兰学术界表达先知言行用语的过程中趋于同义。中国操汉语的穆斯林习惯称先知穆罕默德为“圣人”。因此，圣训即为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
然而，按照伊斯兰教圣训学的定义，圣训还包括先知允许或默认的门第子、再传弟子的言行。门第子的言行，由于得到先知的认可或同意，等同于先知本人的言行。例如门第子穆阿兹去也门传教，临行前先知问他：“你到那里后以什么断案？”穆阿兹答道：“依安拉的经典。”先知又问：“如果在安拉的经典中找不到依据时，你依什么断案？”答道：“依先知的言行。”先知又问：“在先知言行中也找不到依据时，你又怎么办？”穆阿兹答道：“依我自己的见解。”先知对此答复未加反对，即为默许。这种默许显然可视为先知的主张。圣训中还包话先知门第子关于先知所经历的事件、所解答的问题、应酬交往中的言谈举止和仪态神情的叙述，包括门弟子对古兰经文含义及其降示背景的回忆。再传弟子长期跟随直传弟子生活，受其薪传，他们传述的间接听到的先知言行及对有关问题的解释，圣训学家也列为圣训范围。
圣训学和阿拉伯文经籍中，表示“圣训“这一概念的还有“赫白尔”和“艾赛尔”两个词。“赫白尔”意为“传说”、“消息”，通常指历史上有关帝王圣贤事迹的传述，什叶派用此词专称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及其所默认的门第子的言行。“艾赛尔”一词本意为“传闻”、“踪迹”，多指先知门弟子和再传弟子所发表的言论，其中包括他们所传述的来自先知的言论。在伊斯兰学术史上，哈迪斯曾涵盖这几个同义词意义。但到现代，人们大多仅以“哈迪斯”称先知的言行。
圣训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传述，称作“哈迪斯·库德西”，意为“神洁的言论”。也称为“哈迪斯·依拉西”，意为“神谕”，属于先知言行的范畴，可译为圣训。但由于这些圣训意思来自安拉，词语发自先知，较一般圣训贵重，故敬称为“谕”。圣谕通常以安拉为第一人称来表述，格式有三种：（1）先知曾说，安拉说……。（2）先知传安拉的话说……。（3）先知传自己主的话说。多数情况下，之后首句为“我的众仆啊。”例如有圣训记载，先知传自己主的话说:“我的众仆啊！我禁止对自己行亏，我也禁止你们相互行亏，所以你们不要相互行亏。”严格地讲，圣谕是介于《古兰经》和一般圣训之间的一种宗教训戒 。圣谕同《古兰经》的区别在于：第一，《古兰经》有一定的降示程序，意义和文词均来自安拉。而圣谕意思来自梦境中安拉的默示，且先知一般只告知身边亲近的门弟子。第二，《古兰经》是先知亲口依启示所授，专人笔录，连续传述。而圣谕如同所有圣训一样，是由个人背诵、传述，先知逝世若干年后才辑录，同其它圣训一样要受到圣训学家的鉴别和考证，不能因其意义来自安拉，就断然认定每段圣谕真实。第三，《古兰经》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而圣谕段数较少，内容有限。其具体数量说法不一。据载，伊本·哈杰尔·阿斯格拉尼(1372—1449）曾将搜集的圣谕辑为一册，为百余段。如果不仔细考证其真实程度，各家所传述下来圣谕总共也仅有800余段。圣训学家穆罕默德·麦德尼(?—1785）认为共有836段。埃及伊斯兰事务最高理事会于1970年出版的《圣谕》，是从六部圣训标准本和《穆宛塔》中挑选出的，辑《圣谕》400段，附有注释，印行为二册。
除了圣训和圣谕之分，圣训学家根据不同的标准，将圣训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如依圣训作用的范围，分为原则的圣训和具体的圣训。依圣训内容的可靠程度，分为正确、良好、虚弱三种。依圣训的主题，分为奖励性和警戒性两类。依圣训产生的时间，分为被停止的和继续有效的两种，等等。
二、圣训的背诵、记录和传述
为了突出《古兰经》的神圣地位，先知在世时曾明令禁止记录他的言行。先知说：“你们不要记录我的言行，谁写下了古兰经之外的东西，让他抹去。传述我的言行是无妨的。”因此，后人辑录的圣训，大多为先知门弟子背记于心、口头传述下来的。虽然先知逝世前门弟子已达11.4万多人，但亲耳聆听和亲眼目睹先知言行的门弟子是极少数。据记载，传述圣训的门弟子至多1500人。《圣训珠玑》中涉及的传述者不过200人。而且，由于这些门弟子所处的环境、所做的工作和承担的责任不同，了解和传述的圣训数量悬殊明显。少则仅一段，多则数千段。据圣训学家统计，传述千段以上的有7人：艾卜·胡莱赖，5374段；伊本·欧麦尔，2630段；艾奈斯，2286段；阿伊莎，2210段；伊本·阿巴斯，1660段；贾比尔，1540段；胡德里，1170段。传述百段以上的有伊本·马斯欧德、伊本·阿慕尔、艾布·赞尔、伊本·艾比·宛戛斯、艾布·岱尔达、穆阿兹等。上述圣门弟子之所以传述圣训较多，一方面是由于跟随先知时间较长，且大多在先知左右；另一方面是能够用心背诵或抄录。有人曾责备艾布·胡莱赖，同先知一起生活不过5年，何以传述那么多圣训。艾布·胡莱赖解释说:“当时辅士忙于务农，迁士忙于经商，而我不离先知左右。他们听不到的，我听得到；他们忘却的，我能记得。”可见，一些门弟子记忆力强且善于思考，是圣训得以留传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圣训基本上靠心记口授传播，但并非完全没有文字记录。一些圣训学家研究认为，先知禁止记录自己言行是在古兰启示降示之初，目的在于防止古兰与圣训混淆。实际上，在以后的岁月里，有的门弟子为了圣训不被遗忘和便于遵循，在确保启示和圣训不相混淆的前提下，单独另纸记录圣训的情况是存在的。一些圣训集中记载的明确例证有：
1、先知门弟子伊本·欧巴岱(?－－635）有一记录本，上有一些圣训。其子将此本内容传于世人。据伊玛目布哈里说，此记录同亲手记录过圣训的伊本·艾比·奥法的抄本完全一样。
2、据载，先门弟子色木赖·本·君杜卜(?—679）曾收集并记录了不少圣训，估计这就是伊本·西林所说的色木赖写给自己儿子的、内有不少宗教知识的那封信。
3、先知门弟子贾比尔（？—697）也有记录。伊玛目穆斯林认为他所记录的是关于朝觐 功课的规定。贾比尔的学生盖塔岱·迪阿玛和苏莱曼·本·盖斯等人都传述过老师的记录。
4、先知时代最著名的记录，是伊本·阿慕尔·本·阿斯的《真诚记录》。据伊本·艾西尔说:“此记录包含千段哈迪斯。”这个记录原文未能传下来，但它的主要内容都收录在艾哈迈德·罕伯勒的《穆斯奈德圣训集》中。它是先知时代已有圣训记录之说的最有力佐证。有段先知与伊本·阿慕尔的对话，可增加此证的可靠性：伊本·阿慕尔就是否能记录 先知言行的问题，请教先知道:“我能记录我所听到的言论吗？”先知说：“可以。”又问：“你高兴或生气时的言论均可记录吗？”先知说：“可以，因为我所说的都是真理。”也许《真诚记录》是受这段谈话启发而开始的。艾卜·胡莱赖也曾说过:“先知门弟子中除伊本·阿慕尔外，任何人都没有我背记的圣训多，因为他有记录，而我未记录。”
5、伊本·阿巴斯(?－－688）重视记录先知的言行，并带着这些记录参加学习集会。逝世时，留下需一峰骆驼驮运的记录，而这些记录和圣训有关。其学生赛义德·本·米拜尔(?－－713）听老师宣讲时，用心记录。如果记录纸用完了，便记在衣服、鞋甚至手上，等回家后再抄在纸片上。这个记录由其儿子承继，向人们传授，流传较广，致使各种古兰经注释和圣训集中均有伊本·阿巴斯所传的圣训。
6、先知逝世后出现的“罕麻姆记录”，是罕麻姆（660－－749）对自己老师艾卜·胡莱赖面授圣训的记录，形成于伊斯兰纪元58年左右。这个记录完整地保存到现在,包括１３８段圣训。在大马士革和柏林都发现过完全相似的手抄本。全部内容被伊本·罕伯勒辑录于自己的《穆斯奈德圣训集》中。有一部分作为会同的圣训，辑录在布哈里和穆斯林两家的《圣训实录》中。
上述类似事例在各家圣训集和圣训学著作中还有一些。由此可知，在先知和四大哈里发时代，记录圣训的事例确实存在。不过这一时期的记录是少数个人的自发行为。认为圣训的搜集记录始于伊元第二世纪之初的说法与历史事实并不符合。有些西方的东方学家，如匈牙利的古里德济尔（Goldxiher，1850---1921）、奥地利的谢勃兰哥（Sprenger,1813---1893)和荷兰的杜齐（Dozy,1820---1814)等，有意夸大先知和四大哈里发时代没有记载圣训的说法，又否认先知门弟子依靠记忆将圣训原原本本传述下来的可能性，目的在于说明现今圣训均为后人伪托，可靠成分甚少，可信程度甚低。穆斯林学者，特别是最了解自己先知思想和言行的阿拉伯学者，对上述观点和议论持否定态度。现代不少伊斯兰圣训学家著书立说，引证事实驳斥他们的论点，并提醒穆斯林圣训研究者勿为他们的错误论断所迷惑和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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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Admin 周一 三月 17, 2008 12:36 pm
三、伪训的产生及辨别
圣训没有先知认可的正式记录。个别人的记录既不完整，又未进行过核对，难以为大众认同。门弟子的背记和口传心授，虽然尽可能完整、忠实，但由于年代久远，传述链长，不可避免地出现遗漏。有些人利用圣训的这种特点，从各种不同的目的出发，伪托先知假造圣训。这种现象在先知在世时似曾有过苗头，由于受到先知及时严厉的谴责，未能成势。先知逝世后，随着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随着伊斯兰阵营出现矛盾和斗争，伪造圣训的情况又开始出现，并且不断蔓延和日趋严重。
伪训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据历史学家和圣训学家分析，主要原因不外乎四个方面：
1、政治斗争需要。先知逝世以后，围绕着哈里发（继承者）职位问题，伊斯兰阵营权力出现了矛盾。到了奥斯曼被刺，阿里担任哈里发，这种矛盾日趋激烈。各个政治派别为在政治纷争中取得有利地位，不惜利用圣训的权威来为自己一派标榜，攻击反对派。许多伪训内容不是拥护伍麦耶人、阿拔斯人，十叶派人，就是反对他们。如伍麦耶人传述的圣训说，先知提及穆阿维叶时曾讲：“真主啊！你从罪罚与审判上保护他，你把经典传授给他。”支持阿里与穆阿维叶争夺哈里发职位的阿慕尔曾传述过这样一段圣训：“先知说过，阿里的子孙不是我的后裔，而是安拉的托付者、信徒中的廉洁者。”（见伊本·艾卜·哈底德《辞章之道注释》卷3，页17）十叶派人传述的圣训却说，先知曾对阿里讲：“你的战争就是我的战争，你的和平就是我的和平。”又传，先知曾祈祷：“真主啊！你帮助拥护阿里者！惩罚仇视阿里者。”（见伊本·艾卜·哈底德《辞章之道注释》卷4，页520）
2、学派争论借力。不同教义学派之间，由于在重信仰和重行为、真主前定和意志自由等诸多问题上意见分歧，主张有别，因此各造圣训，以为自己的学派辩解，给自己学派的领袖增光添彩，甚至许多琐碎微末为先知从未接触过的问题上，也产生了不少所谓的圣训。譬如，有人为支持哈乃斐 派去问马蒙·本·赫尔威:“你认为沙斐仪及其在呼罗珊的追随者如何？”马蒙回答：“艾哈迈德·本·阿卜杜拉经由艾奈斯传先知的话说:‘我的教民中有个名叫穆罕默德·伊德利斯（即伊玛目沙斐仪——译者注）的人，对我教民的伤害比魔鬼的伤害更大；我的教民中有个名叫艾卜·哈尼法的人，他是教民的一盏明灯。’”至于教法学派以圣训名义标榜自己一派观点正确，更是一个倾向性的问题。许多教法学家的著作中，几乎都引证圣训，支持自己主张，反对他派观点。如哈乃斐学派相对地比较重视个人意见在教法制定中的地位，因此该派传述的圣训说，先知讲过：“凡是由我所传述的，你们同经典对证，合于经典者，就是我说的，背于经典者，就不是我说的。安拉引我于正道，我如何能违反安拉的经典？”而强调圣训作用的罕伯勒学派则传述说，先知曾经讲过：“不久以后，必有人端坐在椅子上，传述我的圣训。他说：在你们与我们之间，有真主的经典，经典认为合义的，我们就认为合义，经典认为非义的，我们就认为非义；先知所禁止的，就如同经典所禁止的一样。”（见沙退白《阿尔·母瓦法哥特》卷4，页7）
3、为着解惑释疑。随着哈立发国家疆域的扩展，穆斯林阵营的成分日益复杂，信仰和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大量出现，需要运用伊斯兰教原则予以回答和解释。当在《古兰经》中找不到明确的答案时，大众急切希望先知有所论述。于是，一些门弟子中的直传弟子站出来，假托先知发表言论。他们以为，只要用意端正，内容正确，虽假托而无妨。例如有位名叫艾卜·义索玛·努哈的人，发现人们只重视艾卜·哈尼法的教法和伊斯哈格的圣战史，而忽视背诵《古兰经》，便编造了赞扬诵背《古兰经》每个篇章贵处的圣训，以督促人们重视对《古兰经》的学习与背诵。有人由此认为：“假使传述的言词很好，不妨伪造传述世系，将它变成圣训。”（见穆罕默德·赛义德《权衡》）艾卜·扎法尔曾编造了许多用意善良的圣训。纳沃威评论说：“所以一般近似廉洁的无知之人，便相继制造出这类圣训。”后人将这些伪造圣训汇集起来，供人参考。著名的有侯赛因·朱孜戛尼(?—1139）编著的《圣训中的伪造言论》和伊本·召济(1114—1201）编著的《伪圣训》等。
4、外来文化渗透。新征服地的人民信奉伊斯兰者日多，但信仰非常淡薄。其中不少人为了保存自己原有传统观念、习尚和宗教思想，通过伪造圣训这个渠道，把诸如来自印度、希腊、波斯或来自《圣经》和《伪圣经》中的注释、格言和教诲，染上伊斯兰的色彩，以便让伊斯兰社会接受。“因此，在圣训中，便有捏造的律例，有印度的格言，有琐罗恶斯德教的哲学，有以色列式和基督教式的教训。”（见纳忠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一册，页229）如有人说，先知曾讲：“安拉发怒时用阿拉伯语降示《古兰经》，安拉喜悦时则用波斯语降示。”此话表达了对推行阿拉伯文化持抵触情绪的部分波斯人的思想。当然，这类伪造圣训者中确实也有少数人用心叵测，欲利用伪造圣训达到歪曲伊斯兰教，甚而破坏伊斯兰教的目的。
5、逢迎达官权贵。极少数所谓的伊斯兰教学者，一心追求今世的享乐，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竟然伪造圣训讨好当朝哈里发和王公贵族。相传，伊雅斯·伊卜拉欣去见哈里发迈赫底，知道迈赫底喜欢玩耍鸽子，便为其讲了一段圣训：“必须有骆驼、战马和鸟的人，才足以和人争胜。’”迈赫底听后赏给他一万迪尔汗（银币），但在伊雅斯离开之前责备说：“我看你的后脑，简直是一个捏造圣训的人的后脑。”因为圣训中根本没有“鸟”字。迈赫底还说：“伊雅斯这样说，无非是为了讨好我们而已。”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为逢迎邀宠而编造圣训的情况确实存在，可悲的是一些哈里发并不认为这种做法是严重损害宗教的行为，没有坚决制止，甚至予以鼓励。
从阿里执政到阿拔斯王朝建立一百多年，是圣训广泛流传的时代，也是伪造圣训最多的时期。尤其是公元七八世纪之交，“伪造圣训的事例，多到惊人的程度。”据载，罕玛德·本·栽德(717——795）说：“异端分子假造的圣训多达14000段。”一个名叫阿卜杜·克利姆的人自己承认伪造圣训4000段。在阿巴斯王朝哈里发海迪对阿卜杜·克利姆处死刑时，其对伪造圣训罪行供认不讳。由此可见，阿巴斯王朝初期伪造圣训行为猖獗、蔓延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致使哈里发不得不对重点伪造者进行镇压。
为了将真实圣训与伪造圣训严格区别开来，维护圣训的权威，确保伊斯兰教的纯洁，一批圣训考证学者应运而生。他们依据各自制定的原则，开展了艰难而漫长的去伪存真工作。他们的原则主要有：（1）凡传述世系中有公认的说谎者、传述者和承传人在年龄、时间或地域上不可能见面的伪托传述，均为伪训。（2）凡伪造者自己承认是其伪造的圣训，不论其内容如何，均为伪训。如上文提及的那位伊索玛·本·努哈，自己承认伪托伊本·阿巴斯之口伪传了关于诵读《古兰经》有关篇章尊贵的一些“圣训”，因此一概视为伪训。（3）凡是文意低劣，不符合先知健谈的语言风格和高尚意境的，均为伪训。精通阿拉伯语言艺术和先知言谈风格者，一听这些伪训，就可辨认出其真伪。（4）凡内容违反客观事实、理智或常规的传述，均为伪训。比如阿卜杜拉赫·本·栽德，由其祖父传下一段圣训，说:“努哈的船巡游天房，并在易卜拉欣立足处礼了拜。”还有类似“茄子能治百病”等意思十分荒唐的传述。又例如，哈齐姆把下面这段传述说成是由伊本·阿巴斯传来的圣训：“你们孩子的教师都是恶人，对孤儿缺少仁慈，对可怜人最为粗暴。”先知一生尊重知识，尊重教师，不可能因某教师体罚学生，而将他们斥为恶人，这段圣训与先知一贯德行不符，所以其虚假性是显而易见的。（5）凡是包含对细微坏事严厉警告或对细微好事给予重大予许的传述，均为伪训。如说干一件可允许之事，便可得到“永居天国并有数千仙女陪伴”的报偿；干一件可恶之事，便会受“永居火狱且遭安拉怒谴”的惩罚。例如说先知曾讲：“凡礼了巳时拜者，可得到70位先知的回报。”等等。（6）凡内容系煽动派性，出于一派私己之利，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者，均为伪训。经过以上甄别，淘汰了那些言词粗俚、意境低下，含有明显派性和提高己方、贬责对手的伪训。但是，多年流传的不少伪训，单凭考证传述世系的真伪并不能全部清除出圣训之列，因为传述世系也可以伪造。所以晚期的圣训学强调指出，传述世系固然重要，但最好的检验标准是《古兰经》明文。只要圣训内容不符合《古兰经》原则和基本精神，其传述均可视为虚假，既使传述世系实际上是可靠的。
当然，对伪造圣训的行为和流传的伪训，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律否定。因为甄列圣训真伪并扬弃其中的伪造部分，是当时重要的学术活动，它推动了圣训学的产生和发展。即便是那些不符合《古兰经》精神，与人们正常理智和常识及多数人的主张相违背的伪圣训，也反映了一部分圣门弟子、再传弟子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及对人类社会、周围事物的认识，是伊斯兰思想发展史的组成部分。正如艾哈迈德·艾敏所说:“圣训，无论是真实的，或是伪造的，对于在伊斯兰世界传播文化，是有巨大影响的。因为研究圣训的人很多，名城市的学术活动，差不多都是围绕着圣训学进行。无论直传弟子或再传弟子，他们的学术名望，全是建立在《古兰经》注学与圣训学上，而圣训学的范围，尤为广阔。”（见纳忠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一册，页237）
圣训没有先知认可的正式记录。个别人的记录既不完整，又未进行过核对，难以为大众认同。门弟子的背记和口传心授，虽然尽可能完整、忠实，但由于年代久远，传述链长，不可避免地出现遗漏。有些人利用圣训的这种特点，从各种不同的目的出发，伪托先知假造圣训。这种现象在先知在世时似曾有过苗头，由于受到先知及时严厉的谴责，未能成势。先知逝世后，随着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随着伊斯兰阵营出现矛盾和斗争，伪造圣训的情况又开始出现，并且不断蔓延和日趋严重。
伪训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据历史学家和圣训学家分析，主要原因不外乎四个方面：
1、政治斗争需要。先知逝世以后，围绕着哈里发（继承者）职位问题，伊斯兰阵营权力出现了矛盾。到了奥斯曼被刺，阿里担任哈里发，这种矛盾日趋激烈。各个政治派别为在政治纷争中取得有利地位，不惜利用圣训的权威来为自己一派标榜，攻击反对派。许多伪训内容不是拥护伍麦耶人、阿拔斯人，十叶派人，就是反对他们。如伍麦耶人传述的圣训说，先知提及穆阿维叶时曾讲：“真主啊！你从罪罚与审判上保护他，你把经典传授给他。”支持阿里与穆阿维叶争夺哈里发职位的阿慕尔曾传述过这样一段圣训：“先知说过，阿里的子孙不是我的后裔，而是安拉的托付者、信徒中的廉洁者。”（见伊本·艾卜·哈底德《辞章之道注释》卷3，页17）十叶派人传述的圣训却说，先知曾对阿里讲：“你的战争就是我的战争，你的和平就是我的和平。”又传，先知曾祈祷：“真主啊！你帮助拥护阿里者！惩罚仇视阿里者。”（见伊本·艾卜·哈底德《辞章之道注释》卷4，页520）
2、学派争论借力。不同教义学派之间，由于在重信仰和重行为、真主前定和意志自由等诸多问题上意见分歧，主张有别，因此各造圣训，以为自己的学派辩解，给自己学派的领袖增光添彩，甚至许多琐碎微末为先知从未接触过的问题上，也产生了不少所谓的圣训。譬如，有人为支持哈乃斐 派去问马蒙·本·赫尔威:“你认为沙斐仪及其在呼罗珊的追随者如何？”马蒙回答：“艾哈迈德·本·阿卜杜拉经由艾奈斯传先知的话说:‘我的教民中有个名叫穆罕默德·伊德利斯（即伊玛目沙斐仪——译者注）的人，对我教民的伤害比魔鬼的伤害更大；我的教民中有个名叫艾卜·哈尼法的人，他是教民的一盏明灯。’”至于教法学派以圣训名义标榜自己一派观点正确，更是一个倾向性的问题。许多教法学家的著作中，几乎都引证圣训，支持自己主张，反对他派观点。如哈乃斐学派相对地比较重视个人意见在教法制定中的地位，因此该派传述的圣训说，先知讲过：“凡是由我所传述的，你们同经典对证，合于经典者，就是我说的，背于经典者，就不是我说的。安拉引我于正道，我如何能违反安拉的经典？”而强调圣训作用的罕伯勒学派则传述说，先知曾经讲过：“不久以后，必有人端坐在椅子上，传述我的圣训。他说：在你们与我们之间，有真主的经典，经典认为合义的，我们就认为合义，经典认为非义的，我们就认为非义；先知所禁止的，就如同经典所禁止的一样。”（见沙退白《阿尔·母瓦法哥特》卷4，页7）
3、为着解惑释疑。随着哈立发国家疆域的扩展，穆斯林阵营的成分日益复杂，信仰和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大量出现，需要运用伊斯兰教原则予以回答和解释。当在《古兰经》中找不到明确的答案时，大众急切希望先知有所论述。于是，一些门弟子中的直传弟子站出来，假托先知发表言论。他们以为，只要用意端正，内容正确，虽假托而无妨。例如有位名叫艾卜·义索玛·努哈的人，发现人们只重视艾卜·哈尼法的教法和伊斯哈格的圣战史，而忽视背诵《古兰经》，便编造了赞扬诵背《古兰经》每个篇章贵处的圣训，以督促人们重视对《古兰经》的学习与背诵。有人由此认为：“假使传述的言词很好，不妨伪造传述世系，将它变成圣训。”（见穆罕默德·赛义德《权衡》）艾卜·扎法尔曾编造了许多用意善良的圣训。纳沃威评论说：“所以一般近似廉洁的无知之人，便相继制造出这类圣训。”后人将这些伪造圣训汇集起来，供人参考。著名的有侯赛因·朱孜戛尼(?—1139）编著的《圣训中的伪造言论》和伊本·召济(1114—1201）编著的《伪圣训》等。
4、外来文化渗透。新征服地的人民信奉伊斯兰者日多，但信仰非常淡薄。其中不少人为了保存自己原有传统观念、习尚和宗教思想，通过伪造圣训这个渠道，把诸如来自印度、希腊、波斯或来自《圣经》和《伪圣经》中的注释、格言和教诲，染上伊斯兰的色彩，以便让伊斯兰社会接受。“因此，在圣训中，便有捏造的律例，有印度的格言，有琐罗恶斯德教的哲学，有以色列式和基督教式的教训。”（见纳忠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一册，页229）如有人说，先知曾讲：“安拉发怒时用阿拉伯语降示《古兰经》，安拉喜悦时则用波斯语降示。”此话表达了对推行阿拉伯文化持抵触情绪的部分波斯人的思想。当然，这类伪造圣训者中确实也有少数人用心叵测，欲利用伪造圣训达到歪曲伊斯兰教，甚而破坏伊斯兰教的目的。
5、逢迎达官权贵。极少数所谓的伊斯兰教学者，一心追求今世的享乐，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竟然伪造圣训讨好当朝哈里发和王公贵族。相传，伊雅斯·伊卜拉欣去见哈里发迈赫底，知道迈赫底喜欢玩耍鸽子，便为其讲了一段圣训：“必须有骆驼、战马和鸟的人，才足以和人争胜。’”迈赫底听后赏给他一万迪尔汗（银币），但在伊雅斯离开之前责备说：“我看你的后脑，简直是一个捏造圣训的人的后脑。”因为圣训中根本没有“鸟”字。迈赫底还说：“伊雅斯这样说，无非是为了讨好我们而已。”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为逢迎邀宠而编造圣训的情况确实存在，可悲的是一些哈里发并不认为这种做法是严重损害宗教的行为，没有坚决制止，甚至予以鼓励。
从阿里执政到阿拔斯王朝建立一百多年，是圣训广泛流传的时代，也是伪造圣训最多的时期。尤其是公元七八世纪之交，“伪造圣训的事例，多到惊人的程度。”据载，罕玛德·本·栽德(717——795）说：“异端分子假造的圣训多达14000段。”一个名叫阿卜杜·克利姆的人自己承认伪造圣训4000段。在阿巴斯王朝哈里发海迪对阿卜杜·克利姆处死刑时，其对伪造圣训罪行供认不讳。由此可见，阿巴斯王朝初期伪造圣训行为猖獗、蔓延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致使哈里发不得不对重点伪造者进行镇压。
为了将真实圣训与伪造圣训严格区别开来，维护圣训的权威，确保伊斯兰教的纯洁，一批圣训考证学者应运而生。他们依据各自制定的原则，开展了艰难而漫长的去伪存真工作。他们的原则主要有：（1）凡传述世系中有公认的说谎者、传述者和承传人在年龄、时间或地域上不可能见面的伪托传述，均为伪训。（2）凡伪造者自己承认是其伪造的圣训，不论其内容如何，均为伪训。如上文提及的那位伊索玛·本·努哈，自己承认伪托伊本·阿巴斯之口伪传了关于诵读《古兰经》有关篇章尊贵的一些“圣训”，因此一概视为伪训。（3）凡是文意低劣，不符合先知健谈的语言风格和高尚意境的，均为伪训。精通阿拉伯语言艺术和先知言谈风格者，一听这些伪训，就可辨认出其真伪。（4）凡内容违反客观事实、理智或常规的传述，均为伪训。比如阿卜杜拉赫·本·栽德，由其祖父传下一段圣训，说:“努哈的船巡游天房，并在易卜拉欣立足处礼了拜。”还有类似“茄子能治百病”等意思十分荒唐的传述。又例如，哈齐姆把下面这段传述说成是由伊本·阿巴斯传来的圣训：“你们孩子的教师都是恶人，对孤儿缺少仁慈，对可怜人最为粗暴。”先知一生尊重知识，尊重教师，不可能因某教师体罚学生，而将他们斥为恶人，这段圣训与先知一贯德行不符，所以其虚假性是显而易见的。（5）凡是包含对细微坏事严厉警告或对细微好事给予重大予许的传述，均为伪训。如说干一件可允许之事，便可得到“永居天国并有数千仙女陪伴”的报偿；干一件可恶之事，便会受“永居火狱且遭安拉怒谴”的惩罚。例如说先知曾讲：“凡礼了巳时拜者，可得到70位先知的回报。”等等。（6）凡内容系煽动派性，出于一派私己之利，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者，均为伪训。经过以上甄别，淘汰了那些言词粗俚、意境低下，含有明显派性和提高己方、贬责对手的伪训。但是，多年流传的不少伪训，单凭考证传述世系的真伪并不能全部清除出圣训之列，因为传述世系也可以伪造。所以晚期的圣训学强调指出，传述世系固然重要，但最好的检验标准是《古兰经》明文。只要圣训内容不符合《古兰经》原则和基本精神，其传述均可视为虚假，既使传述世系实际上是可靠的。
当然，对伪造圣训的行为和流传的伪训，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律否定。因为甄列圣训真伪并扬弃其中的伪造部分，是当时重要的学术活动，它推动了圣训学的产生和发展。即便是那些不符合《古兰经》精神，与人们正常理智和常识及多数人的主张相违背的伪圣训，也反映了一部分圣门弟子、再传弟子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及对人类社会、周围事物的认识，是伊斯兰思想发展史的组成部分。正如艾哈迈德·艾敏所说:“圣训，无论是真实的，或是伪造的，对于在伊斯兰世界传播文化，是有巨大影响的。因为研究圣训的人很多，名城市的学术活动，差不多都是围绕着圣训学进行。无论直传弟子或再传弟子，他们的学术名望，全是建立在《古兰经》注学与圣训学上，而圣训学的范围，尤为广阔。”（见纳忠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一册，页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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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圣训概说
由 Admin 周一 三月 17, 2008 12:37 pm
四、圣训的搜集辑录
虽然许多圣门弟子背记了不少圣训，少数门弟子还有文字记录，但在伊斯兰纪元一世纪，哈里发中还没有人正式搜集圣训。这项艰巨浩大的工程，启动于公元721年，基本完工于公元十世纪。
第一次搜集辑录 圣训在各地分散流传，伪造现象增多，使那些维护伊斯兰教正统信仰和先知地位的人甚为担忧。据说哈里发欧麦尔曾有过搜集圣训的念头，并曾得到部分圣门第子的赞同，但终因顾虑搜集困难程度及其日后对《古兰经》的影响，未能付诸于行动。他逝世后80年，即伍麦耶王朝第八任哈里发欧麦尔第二（717—720）执政时，感到如果再不尽快搜集辑录圣训，随着伪训蔓延，背记圣训的先知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自然谢世，不是圣训散失，就是被那些宣扬异端邪说的伪训扰得真伪难分。于是，他写信给麦地那和其它地方的长官，要他们“注意先知的圣行，把它搜集起来。”他特别嘱咐麦地那的长官艾卜·伯克尔·本·穆罕默德，要他将先知妻室阿伊莎 的两个学生阿姆赖·宾特·阿卜杜·拉赫曼和戛西姆· 本·穆罕默德从阿伊莎那里所听到的圣训记录下来。欧麦尔第二由于在位时间较短，没有看到他的号召所产生的成果便与世长辞了。艾卜·伯克尔·本·穆罕默德的记录也未见传之于世，但是他排除反对辑录圣训意见的干扰，力主搜集整理圣训的号召产生了深远影响,。伊元二世纪初，即公元七八世纪之交，在哈里发国家各主要城市都出现了搜集辑录圣训的活动。当时著名的圣训学者有：汉志的学者穆罕默德·本·穆斯林·祖海里(?--741)，巴士拉的学者拉比尔·苏白哈(?--776)和伊本·艾比·阿如拜(?--773)，大马士革的学者沃立德·本·穆斯林(738—810)，库法的学者艾比·谢白(?—773)，呼罗册的学者伊本·穆巴拉克(736—797)等。但是，欧麦尔第二的继任者并未继承这一事业，未将此事变成官方的行为。当时搜集圣训的工作，只局限于民间，仅为少数人的一项学术活动。这一时期搜集辑录的圣训，流传于世的甚少。
第二次搜集辑录 公元八世纪中叶，阿巴斯王朝第二代哈里发艾卜·贾法尔·曼麦尔(714—775)也认识到搜集整理圣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遂鼓励人们辑录圣训。他曾责成麦地那的圣训学家和教法学家马立克（715—795）辑录圣训经作为范本，让全国各地照此遵行。但马立克不同意拿他的辑本作范本，认为圣训已分散于各地圣门弟子之手，甲地传述的，乙地并不以为正确，意见分歧较大，难以用范本统一，还是让各地圣门弟子辑录各自所传述的为好。由于当朝哈里发积极倡仪，加之伊斯兰文化学术发展，书写工具逐步改进，圣训的搜集辑录进入实质性阶段。马立克在麦地那，阿卜杜勒·麦立克·本·朱莱吉(699—767)在麦加，奥扎仪（707－774）在沙姆，苏福扬·骚里(716--778)在库法，罕麻德（？－－784）在巴士拉，均致力于圣训的辑录工作。其它各地的宗教学者，根据自己所了解的圣训和认识水平也分头搜集辑录，同时也对自己所掌握的或听到的圣门弟子、再传弟子的言论或法特瓦等伊斯兰知识进行追记和编纂，基本上是有闻必录，良莠不分，因而所辑录的言行录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圣训集。马立克辑录的门弟子和再传 弟子的一些法特瓦中，圣训所占比例相当大，而且依法典问题分类编排，称为《穆宛塔》（意为“铺平的道路“，故又译《圣训易读》），包括1700段圣训，仅晚于栽德·本·阿里(?--743)所编录的《纲要》，是保存至今最古老的圣训法典，为马立先学派的主要司法依据。其后，一些学者以传述世系中的先知门弟子为线索，首代传述人为纲，把不同内容的圣训抄录在一个首传人名下，编辑成册，称为“穆斯奈德”（意为“用传述世系串联的”），其中较有名的是艾卜·达伍德·台雅利西（？—819）、阿卜杜·拉扎格（？—825）、艾塞德·逊奈（750—825）、穆塞代德·穆塞尔海德（？—843）、努艾宜姆·胡扎仪（？—843）、德拉未（？—839）、艾哈麦德·本·罕伯勒（？—858）、伊斯哈格·本·拉胡韦（？—852）等许多圣训背记者和传述家所辑录的《穆斯奈德圣训集》。艾巴德派伊玛目拉比尔·本·哈比卜（伊元二世纪人，生卒年份不详）的《穆斯奈德圣训集》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此次搜集整理过程中，出现了考证圣训的方法。经过全面考证，剔除伪训劣品，圣训辑录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艾哈麦德·本·罕伯勒《穆斯奈德圣训集》，是这一时期圣训辑录本的代表作。它篇幅浩大，内容广泛，且以圣训为立法依据的特点十分突出。据辑录者称，此经包括4万段圣训。考证家估计约为3.5万段，因其中重复约万段。这些圣训是从辑录者用毕生精力遍访各地搜集到的75万段圣训中筛选出的，涉及传述圣训的圣门弟子千余人，直接向辑录者传授过圣训的老师达283人。此经非按问题分类，而是以首传人物为线索编排。门弟子的排列是以其在宗教中的贡献大小为先后次序，如先知应许入天园的十大弟子排在最前，那些年少、名气不大的门弟子排在最后。辑录者逝世后，其子阿卜杜拉对此圣训集又进行了补充。十八世纪巴勒斯坦圣训学家萨法利尼（1704—1774）为其作过注释，在大马士革印行为两巨册。
第三次搜集辑录 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工作，圣训的搜集辑录已经有了相当基础，而且随着圣训辩伪工作的展开，制止了伪训现象的继续蔓延。但是，已辑录的圣训编排不尽合理，内容过于庞杂。特别是辑录者居住分散，因交通不便交流困难，而又得不到有组织的协调，没有一个内容比较系统、全面的辑录本。到了伊元三世纪，随着哈里发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伊斯兰文化各种学科不断形成和完善，圣训的搜集、甄别和辑录工作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不少专门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下功夫搜集流传于社会上的和已辑录成册的圣训，再次进行归纳、考证、筛选，集散为整，去伪存真，出现了一些无论范围的完整性，还是内容的真实性，都大大进步于以前辑录本的圣训集。当时有一种以“旅游求学”为名的圣训搜集考证活动。一位辑录者如发现有人传述了一段圣训，不管那人距己多远，都要亲自拜访，当面问个究竟。麦地那学者到埃及访查，叙利亚、伊拉克甚至呼罗珊的学者互相访查，各地学者到先知曾长期传教和生活的麦地那、麦加访查，成为很正常的活动。这种搜集考证，不仅起到了保留圣训、剔除伪训的作用，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圣训的传播和交流。使同时代任何一个地方的圣训学者，都能广泛地了解和掌握各地流传的圣训。据赛义德·本·穆塞耶卜说：“我曾为求一段圣训走过几天几夜的路。”达利米在自己的《苏奈因》中说：“在巴士拉我们听到圣门弟子所传的一段圣训，感到不满意时，就骑着骆驼到麦地那从本人口中再听一次。”一些鼓励外出求学的圣训，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在遍访各地，搜集考证的过程中，产生了以考证圣训传述世系和制定有关专门术语为中心的圣训学。而圣训学的形成又健全了圣训的甄别方法，促进了圣训辑录工作的发展。各地圣训学者们逐步完善了圣训可靠程度的原则和方法，改进了圣训的编排分类，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圣训集。十叶派主要的圣训集，也是在这时完成的。他们所辑录的圣训，必须是先知眷属（包括历代伊玛目）和先知门弟子中亲十叶派的人所传述，所以其圣训集的内容和传述世系很有自己的特色。这一阶段出现的主要圣训辑录本，一般被公认为正确的圣训集，同时也标志着圣训搜集整理工作的圆满终结。此时已是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即伊元四世纪末）。所谓“伊元四世纪创制大门已被关闭”的说法，主要是强调四世纪后教法只可因袭前人，无须创制创新，但也是针对圣训学而言。因为主要的真实的圣训，已被各家圣训辑录者收编在案，圣训的规模已被限定，没有必要再去寻找未发现的圣训，再去辑录新的圣训标准本。此后如再发现新的圣训，往往或认为是伪造，或视为经外传说，一般不列入圣训范畴。从此，圣训学家的工作，主要转向为著名的圣训集撰写注释，编选节选本、缩编本，考证圣训传述人物，编制各种索引等。
虽然许多圣门弟子背记了不少圣训，少数门弟子还有文字记录，但在伊斯兰纪元一世纪，哈里发中还没有人正式搜集圣训。这项艰巨浩大的工程，启动于公元721年，基本完工于公元十世纪。
第一次搜集辑录 圣训在各地分散流传，伪造现象增多，使那些维护伊斯兰教正统信仰和先知地位的人甚为担忧。据说哈里发欧麦尔曾有过搜集圣训的念头，并曾得到部分圣门第子的赞同，但终因顾虑搜集困难程度及其日后对《古兰经》的影响，未能付诸于行动。他逝世后80年，即伍麦耶王朝第八任哈里发欧麦尔第二（717—720）执政时，感到如果再不尽快搜集辑录圣训，随着伪训蔓延，背记圣训的先知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自然谢世，不是圣训散失，就是被那些宣扬异端邪说的伪训扰得真伪难分。于是，他写信给麦地那和其它地方的长官，要他们“注意先知的圣行，把它搜集起来。”他特别嘱咐麦地那的长官艾卜·伯克尔·本·穆罕默德，要他将先知妻室阿伊莎 的两个学生阿姆赖·宾特·阿卜杜·拉赫曼和戛西姆· 本·穆罕默德从阿伊莎那里所听到的圣训记录下来。欧麦尔第二由于在位时间较短，没有看到他的号召所产生的成果便与世长辞了。艾卜·伯克尔·本·穆罕默德的记录也未见传之于世，但是他排除反对辑录圣训意见的干扰，力主搜集整理圣训的号召产生了深远影响,。伊元二世纪初，即公元七八世纪之交，在哈里发国家各主要城市都出现了搜集辑录圣训的活动。当时著名的圣训学者有：汉志的学者穆罕默德·本·穆斯林·祖海里(?--741)，巴士拉的学者拉比尔·苏白哈(?--776)和伊本·艾比·阿如拜(?--773)，大马士革的学者沃立德·本·穆斯林(738—810)，库法的学者艾比·谢白(?—773)，呼罗册的学者伊本·穆巴拉克(736—797)等。但是，欧麦尔第二的继任者并未继承这一事业，未将此事变成官方的行为。当时搜集圣训的工作，只局限于民间，仅为少数人的一项学术活动。这一时期搜集辑录的圣训，流传于世的甚少。
第二次搜集辑录 公元八世纪中叶，阿巴斯王朝第二代哈里发艾卜·贾法尔·曼麦尔(714—775)也认识到搜集整理圣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遂鼓励人们辑录圣训。他曾责成麦地那的圣训学家和教法学家马立克（715—795）辑录圣训经作为范本，让全国各地照此遵行。但马立克不同意拿他的辑本作范本，认为圣训已分散于各地圣门弟子之手，甲地传述的，乙地并不以为正确，意见分歧较大，难以用范本统一，还是让各地圣门弟子辑录各自所传述的为好。由于当朝哈里发积极倡仪，加之伊斯兰文化学术发展，书写工具逐步改进，圣训的搜集辑录进入实质性阶段。马立克在麦地那，阿卜杜勒·麦立克·本·朱莱吉(699—767)在麦加，奥扎仪（707－774）在沙姆，苏福扬·骚里(716--778)在库法，罕麻德（？－－784）在巴士拉，均致力于圣训的辑录工作。其它各地的宗教学者，根据自己所了解的圣训和认识水平也分头搜集辑录，同时也对自己所掌握的或听到的圣门弟子、再传弟子的言论或法特瓦等伊斯兰知识进行追记和编纂，基本上是有闻必录，良莠不分，因而所辑录的言行录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圣训集。马立克辑录的门弟子和再传 弟子的一些法特瓦中，圣训所占比例相当大，而且依法典问题分类编排，称为《穆宛塔》（意为“铺平的道路“，故又译《圣训易读》），包括1700段圣训，仅晚于栽德·本·阿里(?--743)所编录的《纲要》，是保存至今最古老的圣训法典，为马立先学派的主要司法依据。其后，一些学者以传述世系中的先知门弟子为线索，首代传述人为纲，把不同内容的圣训抄录在一个首传人名下，编辑成册，称为“穆斯奈德”（意为“用传述世系串联的”），其中较有名的是艾卜·达伍德·台雅利西（？—819）、阿卜杜·拉扎格（？—825）、艾塞德·逊奈（750—825）、穆塞代德·穆塞尔海德（？—843）、努艾宜姆·胡扎仪（？—843）、德拉未（？—839）、艾哈麦德·本·罕伯勒（？—858）、伊斯哈格·本·拉胡韦（？—852）等许多圣训背记者和传述家所辑录的《穆斯奈德圣训集》。艾巴德派伊玛目拉比尔·本·哈比卜（伊元二世纪人，生卒年份不详）的《穆斯奈德圣训集》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此次搜集整理过程中，出现了考证圣训的方法。经过全面考证，剔除伪训劣品，圣训辑录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艾哈麦德·本·罕伯勒《穆斯奈德圣训集》，是这一时期圣训辑录本的代表作。它篇幅浩大，内容广泛，且以圣训为立法依据的特点十分突出。据辑录者称，此经包括4万段圣训。考证家估计约为3.5万段，因其中重复约万段。这些圣训是从辑录者用毕生精力遍访各地搜集到的75万段圣训中筛选出的，涉及传述圣训的圣门弟子千余人，直接向辑录者传授过圣训的老师达283人。此经非按问题分类，而是以首传人物为线索编排。门弟子的排列是以其在宗教中的贡献大小为先后次序，如先知应许入天园的十大弟子排在最前，那些年少、名气不大的门弟子排在最后。辑录者逝世后，其子阿卜杜拉对此圣训集又进行了补充。十八世纪巴勒斯坦圣训学家萨法利尼（1704—1774）为其作过注释，在大马士革印行为两巨册。
第三次搜集辑录 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工作，圣训的搜集辑录已经有了相当基础，而且随着圣训辩伪工作的展开，制止了伪训现象的继续蔓延。但是，已辑录的圣训编排不尽合理，内容过于庞杂。特别是辑录者居住分散，因交通不便交流困难，而又得不到有组织的协调，没有一个内容比较系统、全面的辑录本。到了伊元三世纪，随着哈里发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伊斯兰文化各种学科不断形成和完善，圣训的搜集、甄别和辑录工作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不少专门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下功夫搜集流传于社会上的和已辑录成册的圣训，再次进行归纳、考证、筛选，集散为整，去伪存真，出现了一些无论范围的完整性，还是内容的真实性，都大大进步于以前辑录本的圣训集。当时有一种以“旅游求学”为名的圣训搜集考证活动。一位辑录者如发现有人传述了一段圣训，不管那人距己多远，都要亲自拜访，当面问个究竟。麦地那学者到埃及访查，叙利亚、伊拉克甚至呼罗珊的学者互相访查，各地学者到先知曾长期传教和生活的麦地那、麦加访查，成为很正常的活动。这种搜集考证，不仅起到了保留圣训、剔除伪训的作用，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圣训的传播和交流。使同时代任何一个地方的圣训学者，都能广泛地了解和掌握各地流传的圣训。据赛义德·本·穆塞耶卜说：“我曾为求一段圣训走过几天几夜的路。”达利米在自己的《苏奈因》中说：“在巴士拉我们听到圣门弟子所传的一段圣训，感到不满意时，就骑着骆驼到麦地那从本人口中再听一次。”一些鼓励外出求学的圣训，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在遍访各地，搜集考证的过程中，产生了以考证圣训传述世系和制定有关专门术语为中心的圣训学。而圣训学的形成又健全了圣训的甄别方法，促进了圣训辑录工作的发展。各地圣训学者们逐步完善了圣训可靠程度的原则和方法，改进了圣训的编排分类，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圣训集。十叶派主要的圣训集，也是在这时完成的。他们所辑录的圣训，必须是先知眷属（包括历代伊玛目）和先知门弟子中亲十叶派的人所传述，所以其圣训集的内容和传述世系很有自己的特色。这一阶段出现的主要圣训辑录本，一般被公认为正确的圣训集，同时也标志着圣训搜集整理工作的圆满终结。此时已是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即伊元四世纪末）。所谓“伊元四世纪创制大门已被关闭”的说法，主要是强调四世纪后教法只可因袭前人，无须创制创新，但也是针对圣训学而言。因为主要的真实的圣训，已被各家圣训辑录者收编在案，圣训的规模已被限定，没有必要再去寻找未发现的圣训，再去辑录新的圣训标准本。此后如再发现新的圣训，往往或认为是伪造，或视为经外传说，一般不列入圣训范畴。从此，圣训学家的工作，主要转向为著名的圣训集撰写注释，编选节选本、缩编本，考证圣训传述人物，编制各种索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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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圣训概说
由 Admin 周一 三月 17, 2008 12:38 pm
五、圣训集标准本
伊斯兰教各主要教派均有本派认可的圣训集标准本，并以仅次于《古兰经》的根本经典对待。十叶派的圣训集标准本有四部，被成为“四部圣训根本”（也译为“四圣书”），即穆罕默德·库莱尼（？—941）辑录的《圣训观止》，伊本·巴布韦·库米（918—991）辑录的《教法不求人》（也译为《教法学者不光顾的人》），艾卜·贾法尔·图西（995—1022）辑录的《法例修正》和《圣训辩异》。艾巴德派的圣训集标准本是由拉比尔·本·哈比伯·艾孜迪（生卒年份不详）辑录的《穆斯奈德实录》。逊尼派的六部标准本圣训集是：
1、《布哈里圣训实录》。九世纪中亚伊斯兰教法学家和圣训学家穆罕默德·本·伊斯玛仪勒·布哈里（810—870，简称布哈里）辑录汇编。与《穆斯林圣训实录》并称为《圣训两部实录本》。编者自称曾向千余名学者学习求教，搜集到60多万段圣训素材，经过分析、整理、筛选和考证，最后选出9082段（但开罗出版的由穆罕默德·福·阿卜杜勒·巴基编号审订的3卷本，实有7536段），汇编成册。除去重复的，仅有2513段（一说2762段）。全本共分9卷97章3450节（由于将一段包含不同内容的圣训分割编在不同位置，故出现节数大于段数的现象）。此《实录》问世后，受到伊斯兰宗教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认为是圣训辑录本的典范，流传甚广，影响较大。在宗教学上的地位，仅次于《古兰经》。在重要场合以它发誓，其效果等于以《古兰经》发誓，而其它圣训辑录本均无此效能。几个世纪以来，此经先后出现80多种同本注释和附注节选本。同本注释最有名的有：巴勒斯坦圣训学家伊本·哈杰尔·阿斯格拉尼编著的《造物主的开导》，曾有多种版本，最新版本是六十年代经由穆罕默德·福·阿卜杜勒·巴基核订并编排序号，由开罗遗产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印行13册；叙利亚哈乃斐派圣训学者白德伦丁·艾尼（1361—1451）编著的《求索者玉柱》，印行11册；艾哈迈德·葛斯特拉尼（？—1517）编著的《行道者指南》；苏尤蒂（1445—1505）编著的《陶什阿》等。《布哈里圣训实录》一直是逊尼派经学高等教育圣训课程的主要教材。为了便于初等和中等教育进行教学，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学者从此《实录》及其注释中进行节选，出现了不同的选编本。其中最著名的是由祖拜迪（？—1487）选编并由舍尔葛维·希贾济（1737—1812）作注的《祖拜迪节选本注释》。还有阿卜杜勒·哲力赖选编的《布哈里圣训精华》，已有中文译本。由穆斯塔法·欧玛赖从《行道者指南》中节选的700段附注本，称为《布哈里圣训珍宝》。
2、《穆斯林圣训实录》。为九世纪波斯圣训学家穆斯林·本·哈贾吉·内沙布里（821—874）辑录汇编。此经地位仅次于《布哈里圣训实录》。伊玛目穆斯林曾从师布哈里及其老师学习过圣训。后旅行求学到 汉志、伊拉克、埃及等地，并向艾哈迈德·罕伯勒、赛义德·本·曼苏尔、阿慕尔·本·西瓦德等当时有名望的圣训学家学习圣训。自称共辑录30多万段圣训素材和1万多条传述世系，经过考证筛选、加工分类，整理出1.2万段圣训，其中不重复的4000段。据穆罕默德·福·阿卜杜勒·巴基审核编号，为3033段。他继承老师布哈里刻苦、求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并且在圣训的编辑分类和圣训的取舍方面还有所改进。主要特点是：（1）分类归纳性强。虽然也按教法问题分章，但把全部圣训分为54个篇章，力求将一些内容相近或相同的圣训尽可能置于同一章内，纲目清晰，方便读者查阅。（2）以圣训文字完整性和文理连贯性为原则，把每段圣训都分别置于一个相应的位置，尽量避免将包含不同内容的一段圣训分解为几段。（3）对内容相同而文词或传述世系不同的圣训进行排列时，依照圣训真实程度为序，先正确，次良好，后虚弱；对一则不同传述世系的排列也是以健全无暇的为基础，而后依次排列有缺陷、疑点的作为补充。（4）卷首编者撰写了长达万言的绪论，介绍了当时圣训学的基本原理和内容，提出了鉴别圣训的条件，强烈谴责委托先知捏造谎言，禁止从“虚弱的人们”那里接传圣训，并揭示了当时圣训传述人的一些缺点等，实际是一篇圣训学概论。《穆斯林圣训实录》有多种版本，最新的版本是经穆罕默德·福·阿卜杜勒·巴基核订并加序号，由开罗阿拉伯图书复兴出版社印行的版本，分5卷，前4卷为正文，第5卷为目录和各种检索，正文每页下方附有简要注释。《实录》问世后，许多学者为之作注。主要的有西西里岛马立克学派圣训学家穆罕默德·本·马札里（1061—1141）所著的《穆斯林圣训实录裨益通晓》，摩洛哥圣训学家嘎迪·伊雅德（1083—1149）著的《穆斯林圣训实录裨益通晓续集》，叙利亚圣训学家耶哈亚·本·舍热夫·纳瓦威（？—1277）的《穆斯林圣训实录纳瓦威注解》（共18卷，印行9册），均在伊斯兰世界各国流传较广，影响较大。另外，埃及著名学者苏郁蒂著的《穆斯林圣训实录缀辑》也颇有名。此著的节选本主要有沙斐仪学派的圣训学家艾卜·阿瓦奈·艾斯法拉宜尼（？—928）的《穆斯奈德实录》和宰齐尤丁·蒙孜里（1185—1258）选编的《穆斯林圣训实录摘要》等。
3、《艾卜·达伍德圣训集》。为九世纪锡吉斯坦圣训学家苏莱曼·本·艾什尔斯·艾卜·达伍德（817—889）辑录汇编，故名。收录圣训4800段。据编者自称，这些圣训是他从搜集到的50万段中精选出的。编者选取圣训重视正文的教法作用大于重视传述世系的考究，所以此经有较高的教法实用价值。全经分为5大门类，即教法规定、品德修养、故事逸闻、宣教劝化和礼仪要求。每一门类分为若干节，每节一般只有一段圣训。此经特点是未收录先知门弟子、再传弟子的言论，重视圣训正文不同格式的录选，对一段包含几个教法问题的圣训分开排列，故有一定的重复。此经编辑成书后，曾送请其师伊本·罕伯勒审阅，得到老师的赞许。后世学者曾为此经作过几种注释，其中阿富汗学者哈姆德·赫塔比（929—998）所撰的《圣训标识》，埃及学者苏尤蒂（1445—1505）所撰的《艾卜·达伍德圣训集注释》，古蒂布丁·艾卜·伯克尔（？—1258）所撰的《艾卜·达伍德圣训集解》（印行4大册），以及艾卜·祖阿热·艾哈迈德（？—1422）为其所作的部分注解比较有名。埃及圣训学家宰齐尤丁·蒙孜里（1180—1258）对其进行缩编，成为《艾卜·达伍德圣训集撮要》。
4、《提尔密济圣训汇集》。为九世纪中亚圣训学家穆罕默德·本·尔萨·提尔密济搜集汇编，故名。提尔密济曾从师伊玛目布哈里等圣训学家学习圣训，游学呼罗珊、汉志、伊拉克等地寻访圣训收藏者和背记者，记录了大量圣训正文和传述世系。他采用布哈里和穆斯林二人选录圣训的原则对收集的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凡考证是真实的、与伊斯兰精神和伊斯兰理性相一致且传述人公正无私的，方采纳入编。此圣训集共收录圣训5000段，均附有经过考证的传述世系和圣门弟子及著名教法学家的言论。定稿后送给汉志、伊拉克、呼罗珊等地著名学者审评，得到他们的赞同和好评。因所收内容涉及教法学、教义学及其它学科问题较多，曾有“圣训百科”之誉。其中第46章专述先知家属成员的品德，受到什叶派的重视。编者自称：“在此经中，我所辑录的都是各教法学家遵行的圣训。”由于在经中引述了圣门弟子、再传弟子和各地教法学者的不少不同教法主张，而且选取圣训重视其在教法上的证据作用，故此经是研究教法学派分歧问题的重要参考史料。后世学者为此作过多种注释，最有名的有：伊本·阿拉比（？—1148）撰写的《阿利岱图勒·艾哈沃济》，伊本··西德·那斯（？—1333）选注后，由济努丁·伊拉基（？—1404）续完的《提尔密济圣训集注释》，苏尤蒂所著的《求食者的食粮》等。
5、《穆吉台巴圣训集》。为九、十世纪之交的呼罗珊圣训学家艾哈迈德·本·舒艾伯·本·阿里·奈萨仪（839—915）辑录汇编，又名《奈萨仪圣训集》。“穆吉台巴”意为“被精选出的”，源于编者曾辑录出了一部《圣训集》（后称为《圣训大集》），经稿呈送当时巴勒斯坦腊姆拉的艾米尔审阅，后按艾米尔建议，将其中自认为最真实可靠的圣训摘出，重新列目缩编，称此缩编本为《穆吉台巴》，或称《圣训小集》。《穆吉台巴圣训集》收录圣训5700余段，编57章，分章方法很接近《穆斯林圣训实录》。编者在筛选过程中，采用布哈里和穆斯林两家的考证原则，故该经所收集圣训绝大部分为真实的和良好的，虚弱的圣训所占比例很小。埃及著名学者苏尤蒂曾对其作过简注，在开罗印行的版本里，注释附在每页下方。信德哈乃斐派学者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迪（？—1726）为其作过脚注，比苏尤蒂的简注略详。
6、《伊本·马哲圣训集》。为九世纪圣训学家穆罕默德·本·耶济德·伊本·马哲（824—887）搜集汇编而成。该经共选录圣训4341段，编为37章，1515节。章的分类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方法很接近。章次不繁，章题简明扼要；分节较细，但节题短而精悍，查找容易。该经所收录圣训与上述五家圣训集大致相同，多数是真实和良好的。此外还有独家搜集的1339段圣训，虽然编者自称大多数良好，然而有些圣训学家认为此1339段的多数传述世系人数达不到圣训学规定的人数标准，因而多为虚弱的圣训，不能作为教法问题的依据。由于这一原因，部分圣训学家说逊尼派的圣训集标准本只有五部，而将此经排除在标准本之外。有些圣训学者，如热济因·赛尔古斯蒂（？—1140）和伊本·艾西尔（1150—1210）等人将马立克的《穆宛塔》列为第六标准本；而阿斯格拉尼则将《达雷米圣训集》列为第六。这些不同的主张并未影响多数圣训学家对《伊本·马哲圣训集》的评价和其在圣训集中的重要地位。此经问世后，先后有多位圣训学者为其撰写注释。最有名者当推凯马鲁丁·达米里（1341—1405）所撰的《迪巴彻》（印行5册），苏尤蒂所作的《玻璃灯》，希拉朱丁·欧麦尔（？—1480）撰写的《伊本·马哲圣训集必读》（印行8册），以及谢赫·德海里（？—1394）所撰写的《满足需求》等。
伊斯兰教各主要教派均有本派认可的圣训集标准本，并以仅次于《古兰经》的根本经典对待。十叶派的圣训集标准本有四部，被成为“四部圣训根本”（也译为“四圣书”），即穆罕默德·库莱尼（？—941）辑录的《圣训观止》，伊本·巴布韦·库米（918—991）辑录的《教法不求人》（也译为《教法学者不光顾的人》），艾卜·贾法尔·图西（995—1022）辑录的《法例修正》和《圣训辩异》。艾巴德派的圣训集标准本是由拉比尔·本·哈比伯·艾孜迪（生卒年份不详）辑录的《穆斯奈德实录》。逊尼派的六部标准本圣训集是：
1、《布哈里圣训实录》。九世纪中亚伊斯兰教法学家和圣训学家穆罕默德·本·伊斯玛仪勒·布哈里（810—870，简称布哈里）辑录汇编。与《穆斯林圣训实录》并称为《圣训两部实录本》。编者自称曾向千余名学者学习求教，搜集到60多万段圣训素材，经过分析、整理、筛选和考证，最后选出9082段（但开罗出版的由穆罕默德·福·阿卜杜勒·巴基编号审订的3卷本，实有7536段），汇编成册。除去重复的，仅有2513段（一说2762段）。全本共分9卷97章3450节（由于将一段包含不同内容的圣训分割编在不同位置，故出现节数大于段数的现象）。此《实录》问世后，受到伊斯兰宗教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认为是圣训辑录本的典范，流传甚广，影响较大。在宗教学上的地位，仅次于《古兰经》。在重要场合以它发誓，其效果等于以《古兰经》发誓，而其它圣训辑录本均无此效能。几个世纪以来，此经先后出现80多种同本注释和附注节选本。同本注释最有名的有：巴勒斯坦圣训学家伊本·哈杰尔·阿斯格拉尼编著的《造物主的开导》，曾有多种版本，最新版本是六十年代经由穆罕默德·福·阿卜杜勒·巴基核订并编排序号，由开罗遗产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印行13册；叙利亚哈乃斐派圣训学者白德伦丁·艾尼（1361—1451）编著的《求索者玉柱》，印行11册；艾哈迈德·葛斯特拉尼（？—1517）编著的《行道者指南》；苏尤蒂（1445—1505）编著的《陶什阿》等。《布哈里圣训实录》一直是逊尼派经学高等教育圣训课程的主要教材。为了便于初等和中等教育进行教学，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学者从此《实录》及其注释中进行节选，出现了不同的选编本。其中最著名的是由祖拜迪（？—1487）选编并由舍尔葛维·希贾济（1737—1812）作注的《祖拜迪节选本注释》。还有阿卜杜勒·哲力赖选编的《布哈里圣训精华》，已有中文译本。由穆斯塔法·欧玛赖从《行道者指南》中节选的700段附注本，称为《布哈里圣训珍宝》。
2、《穆斯林圣训实录》。为九世纪波斯圣训学家穆斯林·本·哈贾吉·内沙布里（821—874）辑录汇编。此经地位仅次于《布哈里圣训实录》。伊玛目穆斯林曾从师布哈里及其老师学习过圣训。后旅行求学到 汉志、伊拉克、埃及等地，并向艾哈迈德·罕伯勒、赛义德·本·曼苏尔、阿慕尔·本·西瓦德等当时有名望的圣训学家学习圣训。自称共辑录30多万段圣训素材和1万多条传述世系，经过考证筛选、加工分类，整理出1.2万段圣训，其中不重复的4000段。据穆罕默德·福·阿卜杜勒·巴基审核编号，为3033段。他继承老师布哈里刻苦、求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并且在圣训的编辑分类和圣训的取舍方面还有所改进。主要特点是：（1）分类归纳性强。虽然也按教法问题分章，但把全部圣训分为54个篇章，力求将一些内容相近或相同的圣训尽可能置于同一章内，纲目清晰，方便读者查阅。（2）以圣训文字完整性和文理连贯性为原则，把每段圣训都分别置于一个相应的位置，尽量避免将包含不同内容的一段圣训分解为几段。（3）对内容相同而文词或传述世系不同的圣训进行排列时，依照圣训真实程度为序，先正确，次良好，后虚弱；对一则不同传述世系的排列也是以健全无暇的为基础，而后依次排列有缺陷、疑点的作为补充。（4）卷首编者撰写了长达万言的绪论，介绍了当时圣训学的基本原理和内容，提出了鉴别圣训的条件，强烈谴责委托先知捏造谎言，禁止从“虚弱的人们”那里接传圣训，并揭示了当时圣训传述人的一些缺点等，实际是一篇圣训学概论。《穆斯林圣训实录》有多种版本，最新的版本是经穆罕默德·福·阿卜杜勒·巴基核订并加序号，由开罗阿拉伯图书复兴出版社印行的版本，分5卷，前4卷为正文，第5卷为目录和各种检索，正文每页下方附有简要注释。《实录》问世后，许多学者为之作注。主要的有西西里岛马立克学派圣训学家穆罕默德·本·马札里（1061—1141）所著的《穆斯林圣训实录裨益通晓》，摩洛哥圣训学家嘎迪·伊雅德（1083—1149）著的《穆斯林圣训实录裨益通晓续集》，叙利亚圣训学家耶哈亚·本·舍热夫·纳瓦威（？—1277）的《穆斯林圣训实录纳瓦威注解》（共18卷，印行9册），均在伊斯兰世界各国流传较广，影响较大。另外，埃及著名学者苏郁蒂著的《穆斯林圣训实录缀辑》也颇有名。此著的节选本主要有沙斐仪学派的圣训学家艾卜·阿瓦奈·艾斯法拉宜尼（？—928）的《穆斯奈德实录》和宰齐尤丁·蒙孜里（1185—1258）选编的《穆斯林圣训实录摘要》等。
3、《艾卜·达伍德圣训集》。为九世纪锡吉斯坦圣训学家苏莱曼·本·艾什尔斯·艾卜·达伍德（817—889）辑录汇编，故名。收录圣训4800段。据编者自称，这些圣训是他从搜集到的50万段中精选出的。编者选取圣训重视正文的教法作用大于重视传述世系的考究，所以此经有较高的教法实用价值。全经分为5大门类，即教法规定、品德修养、故事逸闻、宣教劝化和礼仪要求。每一门类分为若干节，每节一般只有一段圣训。此经特点是未收录先知门弟子、再传弟子的言论，重视圣训正文不同格式的录选，对一段包含几个教法问题的圣训分开排列，故有一定的重复。此经编辑成书后，曾送请其师伊本·罕伯勒审阅，得到老师的赞许。后世学者曾为此经作过几种注释，其中阿富汗学者哈姆德·赫塔比（929—998）所撰的《圣训标识》，埃及学者苏尤蒂（1445—1505）所撰的《艾卜·达伍德圣训集注释》，古蒂布丁·艾卜·伯克尔（？—1258）所撰的《艾卜·达伍德圣训集解》（印行4大册），以及艾卜·祖阿热·艾哈迈德（？—1422）为其所作的部分注解比较有名。埃及圣训学家宰齐尤丁·蒙孜里（1180—1258）对其进行缩编，成为《艾卜·达伍德圣训集撮要》。
4、《提尔密济圣训汇集》。为九世纪中亚圣训学家穆罕默德·本·尔萨·提尔密济搜集汇编，故名。提尔密济曾从师伊玛目布哈里等圣训学家学习圣训，游学呼罗珊、汉志、伊拉克等地寻访圣训收藏者和背记者，记录了大量圣训正文和传述世系。他采用布哈里和穆斯林二人选录圣训的原则对收集的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凡考证是真实的、与伊斯兰精神和伊斯兰理性相一致且传述人公正无私的，方采纳入编。此圣训集共收录圣训5000段，均附有经过考证的传述世系和圣门弟子及著名教法学家的言论。定稿后送给汉志、伊拉克、呼罗珊等地著名学者审评，得到他们的赞同和好评。因所收内容涉及教法学、教义学及其它学科问题较多，曾有“圣训百科”之誉。其中第46章专述先知家属成员的品德，受到什叶派的重视。编者自称：“在此经中，我所辑录的都是各教法学家遵行的圣训。”由于在经中引述了圣门弟子、再传弟子和各地教法学者的不少不同教法主张，而且选取圣训重视其在教法上的证据作用，故此经是研究教法学派分歧问题的重要参考史料。后世学者为此作过多种注释，最有名的有：伊本·阿拉比（？—1148）撰写的《阿利岱图勒·艾哈沃济》，伊本··西德·那斯（？—1333）选注后，由济努丁·伊拉基（？—1404）续完的《提尔密济圣训集注释》，苏尤蒂所著的《求食者的食粮》等。
5、《穆吉台巴圣训集》。为九、十世纪之交的呼罗珊圣训学家艾哈迈德·本·舒艾伯·本·阿里·奈萨仪（839—915）辑录汇编，又名《奈萨仪圣训集》。“穆吉台巴”意为“被精选出的”，源于编者曾辑录出了一部《圣训集》（后称为《圣训大集》），经稿呈送当时巴勒斯坦腊姆拉的艾米尔审阅，后按艾米尔建议，将其中自认为最真实可靠的圣训摘出，重新列目缩编，称此缩编本为《穆吉台巴》，或称《圣训小集》。《穆吉台巴圣训集》收录圣训5700余段，编57章，分章方法很接近《穆斯林圣训实录》。编者在筛选过程中，采用布哈里和穆斯林两家的考证原则，故该经所收集圣训绝大部分为真实的和良好的，虚弱的圣训所占比例很小。埃及著名学者苏尤蒂曾对其作过简注，在开罗印行的版本里，注释附在每页下方。信德哈乃斐派学者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迪（？—1726）为其作过脚注，比苏尤蒂的简注略详。
6、《伊本·马哲圣训集》。为九世纪圣训学家穆罕默德·本·耶济德·伊本·马哲（824—887）搜集汇编而成。该经共选录圣训4341段，编为37章，1515节。章的分类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方法很接近。章次不繁，章题简明扼要；分节较细，但节题短而精悍，查找容易。该经所收录圣训与上述五家圣训集大致相同，多数是真实和良好的。此外还有独家搜集的1339段圣训，虽然编者自称大多数良好，然而有些圣训学家认为此1339段的多数传述世系人数达不到圣训学规定的人数标准，因而多为虚弱的圣训，不能作为教法问题的依据。由于这一原因，部分圣训学家说逊尼派的圣训集标准本只有五部，而将此经排除在标准本之外。有些圣训学者，如热济因·赛尔古斯蒂（？—1140）和伊本·艾西尔（1150—1210）等人将马立克的《穆宛塔》列为第六标准本；而阿斯格拉尼则将《达雷米圣训集》列为第六。这些不同的主张并未影响多数圣训学家对《伊本·马哲圣训集》的评价和其在圣训集中的重要地位。此经问世后，先后有多位圣训学者为其撰写注释。最有名者当推凯马鲁丁·达米里（1341—1405）所撰的《迪巴彻》（印行5册），苏尤蒂所作的《玻璃灯》，希拉朱丁·欧麦尔（？—1480）撰写的《伊本·马哲圣训集必读》（印行8册），以及谢赫·德海里（？—1394）所撰写的《满足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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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Admin 周一 三月 17, 2008 12:38 pm
六、圣训中文译本
圣训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目前尚无史料证明哪种圣训集最先进入我国穆斯林社会。我们只能这样推断：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穆斯林听到的圣训只是教职人员言谈中引用的只言片语，见诸文字的也只是其它经本零零散散的片段。圣训经典进入中国清真寺经堂或穆斯林家庭，至多是近二三百年的事。
历史上，我国穆斯林对圣训的学习、介绍和研究，远远不如对《古兰经》，甚至不如对教法经典那样重视。各地清真寺经堂教育很少设有正式的圣训课。内地一些省份清真寺的经堂教育中，虽然讲授“胡托卜”或“艾尔白欧因”，但这两个小册子各收集圣训不过40段，而且内容多为有关修心养性、鼓励出世的教诲，带有明显的苏菲主义色彩。
明末清初的伊斯兰教先贤，几乎没有人翻译和介绍圣训。他们的著作中引证的圣训也很有限。如王岱舆在其《正教正诠》中仅引证圣训17段。刘介廉在其《天方典礼》中，也只引证了28段圣训。刘介廉撰写《天方典礼》，参阅了44种经籍，其中关于圣训的只有前面提及的《胡托卜》；他在撰写《天方性理》时，参阅了40种经籍，可没有一种是圣训方面的。而他们所著的这几本伊斯兰教中文名著涉及的内容，原本是有大量圣训可以佐证的。之所以很少引证圣训，很可能同与他们未能见到著名的圣训集经典有关。那时海禁未开，我国穆斯林的对外联系，主要是中亚和南亚各国。而这些地区的穆斯林，绝大多数同我国穆斯林一样，在教法方面遵行哈乃斐学派。该派的特点之一，是重视教法的学习超过圣训，引进经典很重视教法学派的属性。哈乃斐教法学派的鲜明主张，是在无古兰明文和为数甚少的著名圣训明文作创制法规和立法断案的依据时，对援引口头传述的圣训持非常审慎的态度，而比较重视运用“公议”和“类比”方法，故史称“意见派”。以口头传述辑录为主要内容的圣训，本来就不为哈乃斐教法学派重视，流传的圣训经籍又多为非哈乃斐教法学派的学者辑录，自然不易被传到中国。到了清朝末叶，海禁开放，中国穆斯林通过朝觐了解到当时伊斯兰世界中心——圣地重视圣训的情况，也带回了《布哈里圣训实录》及其注释《求索者玉柱》等圣训经籍及有关注释，同时还带来了以“遵行古兰和圣训”为主要特点的伊斯兰革新派思想。随之，西北一些地方的清真寺中，才开始讲授《布哈里圣训实录》和《圣训光龛》等圣训经。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穆斯林对圣训日趋重视。目前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和几个地方经学院，以及不少地区的清真寺都加强了对圣训的的学习和研究。
我国穆斯林学者翻译和介绍圣训经典，起步较晚。据笔者所知，最先翻译圣训并付之印行的是河北阿訇李虞寰。他将附有波斯文注释的《胡托卜》译为汉语文言体，称为《圣谕详解》，1923年由天津光明书社印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宁夏伊斯兰经学家虎嵩山（1880—1955）父子，将中世纪中亚伊斯兰学者艾卜·穆罕默德·白格威选编、瓦利尤丁·赫蒂卜补充而成的《圣训光龛》译为中文（未正式出版）；河南伊斯兰经学家和阿訇庞士谦（1902—1958）将伊玛目纳瓦威选编的40段圣训译为中文，称为《脑威四十段圣谕》，1947年由北平月华报社印行；著名伊斯兰教学者马宏毅先生将艾孜哈尔大学阿卜杜勒·哲利尔教授选编的圣训700段译为中文，，称为《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1950年由北京黎明学社印行；著名伊斯兰教学者陈克礼先生将近代埃及学者曼素尔·阿里·纳绥夫汇编的《先知圣训本源总汇之冠》译为中文，称为《圣训经》，1952年由北京清真书报社印行。改革开放后，新疆伊斯兰教学者买买提色来和宝文安将穆斯塔法·穆·欧玛赖选编、辑录816段圣训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先后译为维吾尔文和中文，也称《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1981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1996年宁夏青年穆斯林穆萨等人将纳瓦威选编、收录1896段圣训的《廉正人的修炼》译为中文，改名为《穆斯林的修养》；1999年经济出版社出版了穆斯林学者康有玺先生翻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第一册。以上多数圣训译本依据的原经，有的是圣训选段，有的是单一圣训实录的少部分，包括内容有限。而《圣训光龛》和《圣训经》，则是从诸家圣训集中抽选出来加以综合而成的汇集本，且收录圣训数量较多，如前者共选收圣训5945段，后者所收圣训据译者说为6000段（实际只有4870段）。比较而言，这两部汇编本实用价值较高。
圣训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目前尚无史料证明哪种圣训集最先进入我国穆斯林社会。我们只能这样推断：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穆斯林听到的圣训只是教职人员言谈中引用的只言片语，见诸文字的也只是其它经本零零散散的片段。圣训经典进入中国清真寺经堂或穆斯林家庭，至多是近二三百年的事。
历史上，我国穆斯林对圣训的学习、介绍和研究，远远不如对《古兰经》，甚至不如对教法经典那样重视。各地清真寺经堂教育很少设有正式的圣训课。内地一些省份清真寺的经堂教育中，虽然讲授“胡托卜”或“艾尔白欧因”，但这两个小册子各收集圣训不过40段，而且内容多为有关修心养性、鼓励出世的教诲，带有明显的苏菲主义色彩。
明末清初的伊斯兰教先贤，几乎没有人翻译和介绍圣训。他们的著作中引证的圣训也很有限。如王岱舆在其《正教正诠》中仅引证圣训17段。刘介廉在其《天方典礼》中，也只引证了28段圣训。刘介廉撰写《天方典礼》，参阅了44种经籍，其中关于圣训的只有前面提及的《胡托卜》；他在撰写《天方性理》时，参阅了40种经籍，可没有一种是圣训方面的。而他们所著的这几本伊斯兰教中文名著涉及的内容，原本是有大量圣训可以佐证的。之所以很少引证圣训，很可能同与他们未能见到著名的圣训集经典有关。那时海禁未开，我国穆斯林的对外联系，主要是中亚和南亚各国。而这些地区的穆斯林，绝大多数同我国穆斯林一样，在教法方面遵行哈乃斐学派。该派的特点之一，是重视教法的学习超过圣训，引进经典很重视教法学派的属性。哈乃斐教法学派的鲜明主张，是在无古兰明文和为数甚少的著名圣训明文作创制法规和立法断案的依据时，对援引口头传述的圣训持非常审慎的态度，而比较重视运用“公议”和“类比”方法，故史称“意见派”。以口头传述辑录为主要内容的圣训，本来就不为哈乃斐教法学派重视，流传的圣训经籍又多为非哈乃斐教法学派的学者辑录，自然不易被传到中国。到了清朝末叶，海禁开放，中国穆斯林通过朝觐了解到当时伊斯兰世界中心——圣地重视圣训的情况，也带回了《布哈里圣训实录》及其注释《求索者玉柱》等圣训经籍及有关注释，同时还带来了以“遵行古兰和圣训”为主要特点的伊斯兰革新派思想。随之，西北一些地方的清真寺中，才开始讲授《布哈里圣训实录》和《圣训光龛》等圣训经。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穆斯林对圣训日趋重视。目前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和几个地方经学院，以及不少地区的清真寺都加强了对圣训的的学习和研究。
我国穆斯林学者翻译和介绍圣训经典，起步较晚。据笔者所知，最先翻译圣训并付之印行的是河北阿訇李虞寰。他将附有波斯文注释的《胡托卜》译为汉语文言体，称为《圣谕详解》，1923年由天津光明书社印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宁夏伊斯兰经学家虎嵩山（1880—1955）父子，将中世纪中亚伊斯兰学者艾卜·穆罕默德·白格威选编、瓦利尤丁·赫蒂卜补充而成的《圣训光龛》译为中文（未正式出版）；河南伊斯兰经学家和阿訇庞士谦（1902—1958）将伊玛目纳瓦威选编的40段圣训译为中文，称为《脑威四十段圣谕》，1947年由北平月华报社印行；著名伊斯兰教学者马宏毅先生将艾孜哈尔大学阿卜杜勒·哲利尔教授选编的圣训700段译为中文，，称为《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1950年由北京黎明学社印行；著名伊斯兰教学者陈克礼先生将近代埃及学者曼素尔·阿里·纳绥夫汇编的《先知圣训本源总汇之冠》译为中文，称为《圣训经》，1952年由北京清真书报社印行。改革开放后，新疆伊斯兰教学者买买提色来和宝文安将穆斯塔法·穆·欧玛赖选编、辑录816段圣训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先后译为维吾尔文和中文，也称《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1981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1996年宁夏青年穆斯林穆萨等人将纳瓦威选编、收录1896段圣训的《廉正人的修炼》译为中文，改名为《穆斯林的修养》；1999年经济出版社出版了穆斯林学者康有玺先生翻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第一册。以上多数圣训译本依据的原经，有的是圣训选段，有的是单一圣训实录的少部分，包括内容有限。而《圣训光龛》和《圣训经》，则是从诸家圣训集中抽选出来加以综合而成的汇集本，且收录圣训数量较多，如前者共选收圣训5945段，后者所收圣训据译者说为6000段（实际只有4870段）。比较而言，这两部汇编本实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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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Admin 周一 三月 17, 2008 12:39 pm
七、圣训与今日中国穆斯林
先知的时代虽然已经久远，产生圣训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环境虽然与今日中国有诸多不同，但圣训作为伊斯兰教基本典籍的性质未变。根据伊斯兰教六大信纲之一的“信使者”的基本要求，圣训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的不可或缺的知识。所以，了解和遵行圣训，无疑是中国穆斯林不应忽视的重要宗教功课。
由于圣训是仅次于《古兰经》的教义、教法的基本依据，因此对于阿訇、毛拉和伊斯兰学者而言，尽可能多地学习和掌握圣训，深入研究圣训，精通圣训学问，是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宣扬宗教教义，判断信仰是非，解答穆斯林疑问，所应该具备的宗教品德和素质。近年来，圣训中文译著、注释不断出现，经学院和清真寺内诵习圣训之声朗朗盈耳，正是学术界和宗教界日益重视圣训的生动反映。
千百年来，宗教渗透在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恢复家园的斗争，阿富汗内战，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巴尔干半岛的民族内战，非洲一些国家的种族仇杀，当今世界许多争斗的诸多原因中，伊斯兰教内外的矛盾与其它众多社会矛盾难以分离。因此，正确地介绍伊斯兰教的圣训经文，适当地了解众多穆斯林奉为圭臬的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对于探究伊斯兰教及其发展过程，理解伊斯兰文化的本质，特别是正确认识、分析和对待世界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有着其他学习和研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步伐，是包括1000多万穆斯林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在圣训之中，有着许多与当代精神文明相一致的思想，诸如“爱国属于信德的一部分”，“人类互为兄弟”，“求知是每个男女穆斯林的天职”，“求官者不能委之以官”，“天园在母亲的脚下”，“好事贵在持之以恒”，“清洁乃信德的一半”，等等。这些圣训既是对穆斯林的宗教规劝，又是有关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至理名言。作为今日中国穆斯林，要求得两世吉庆，为祖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毫无疑问，应该熟悉和力行先知的这些教诲。目前，中国许多穆斯林精通中文而对阿拉伯语比较陌生，通过汉译圣训文本学习圣训，是一条可行的捷径。
总之，学习和遵行圣训，对于中国穆斯林，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圣训》
“圣训”是对穆罕默德一生言行录的总称。阿拉伯语称圣训为哈底斯或逊奈。原意是言语、行为、道路等。波斯人称哈底斯为艾赫巴尔，是表述和信息的意思。
（一）圣训的种类。
按圣训学家的分法，圣训主要有三类：
（1）言语的圣训：
言语的圣训，主要是指穆圣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根据各种性质的问题，所发表的论述及对他人提问的解答等。这一类圣训很多。如穆圣说。“求学是每个男女穆斯林的天职”，“你应当为现世工作，就像你永远活着一样。你应当为后世工作，就像你明天死一样。
（2）行为的圣训：
由伊本阿拔斯传来，他说：“主的使者在旅途中，将晌午拜和哺时拜并礼，并将昏时拜和宵时拜并礼。”（布哈里：《短礼和并礼篇》）
在这段圣训里，伊本阿披斯告诉我们：圣人在旅途中将晌午拜和哺时拜并礼，并将昏时拜和宵时拜并礼。以上这段圣训所说的，是圣人的行为，凡是这一类的圣训，就叫“行为的圣训”，因为它只限于圣人的行为，而未涉及圣人的言说，犹如你所见到的一样。
（3）默认的圣训：
默认的圣训，是指穆圣当时对某些人的作为的默许。即没有公开表示同意也没表示反对。如当时穆圣派遣穆阿茨去也门当地方法官，临行前穆圣问他：“有了问题时，你用什么来裁决？”穆阿兹答：“根据《古兰经》”。又问：“如果《古兰经》中没有明文规定呢？”答：“那就根据您的教训”。再问：“如果我的教训中也没有呢？”再答：“那就根据我的推理来裁决”。“穆圣对穆阿茨的解答表示了默许。”
（二）圣训的搜集和整理的过程：
穆圣在世时圣训未编辑成册，而且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当时穆圣严禁别人记录他的言行，主要是担心圣人的话和《古兰经》相混。所以穆圣去世后，圣训只有圣门弟子们的口头传达了。这样延续了若干年，直到迁徙99年的时候，由于伊斯兰事业不断的发展和扩大，新事物层出不穷，有许多新问题在《古兰经》中找不到明确而具体的答案。于是欧麦尔和阿杜勒阿吉兹，命令哈慈姆搜集和整理圣训。这是一件深得人心的事。所以其他一些城市的圣训学家们也积极响应号召，在各地形成了一个搜集圣训的热潮。结果很快就搜集整理了数以万条计的圣训，并编出了很多圣训实录。到了迁徙二世纪中叶，又在许多圣训汇编的基础上，逐渐整编出了六部分类的圣训实录。即《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伊本马哲圣训集》、《艾卜达乌德圣训集》、《提尔米吉圣训大全》和《奈萨仪圣训集》等。逊尼派即正统派认为这六部圣训集都具有经典的地位，其中布哈里和穆斯林二人的两部《圣训实录》最为有名。尤其是布哈里的《圣训实录》，被看成是最有权威的一部圣训，许多圣训学家为其作了大量的注释。
（三）圣训在伊斯兰中的地位 ：
圣训在伊斯兰的各个领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在教义等若干方面都可说是《古兰经》的说明。如礼拜的问题，《古兰经》只是命令礼拜。而礼拜的时间、地点、仪式等都是通过圣训加以阐明的。因此，圣训也是伊斯兰法创制四大原则（古兰、圣训、决议和类比中仅次于《古兰经》的第二大原则。《古兰经》本身也给了圣训以最大的权威。如命令众穆民说：“凡是圣人命令你们的，就应当遵守；凡是圣人禁止你们的，就应当停止”（59： 7）。又说：“谁服从圣人就等于服从我了”。穆圣也曾说：“我给你们留下两件法宝：一是《古兰经》，二是圣人的圣行。只要你们掌握好，就永远不迷路”。伊本艾哈麦德·罕百里甚至认为：“法律的依据，除《古兰经》以外只有圣训”。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古兰经》是伊斯兰的根本法典，而圣训则是《古兰经》的注释。也可说《古兰经》是宏观道理，而圣训则是微观细则。同时圣训还是研究伊斯兰的哲学、历史、法学、伦理道德等等的重要文献。
先知的时代虽然已经久远，产生圣训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环境虽然与今日中国有诸多不同，但圣训作为伊斯兰教基本典籍的性质未变。根据伊斯兰教六大信纲之一的“信使者”的基本要求，圣训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的不可或缺的知识。所以，了解和遵行圣训，无疑是中国穆斯林不应忽视的重要宗教功课。
由于圣训是仅次于《古兰经》的教义、教法的基本依据，因此对于阿訇、毛拉和伊斯兰学者而言，尽可能多地学习和掌握圣训，深入研究圣训，精通圣训学问，是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宣扬宗教教义，判断信仰是非，解答穆斯林疑问，所应该具备的宗教品德和素质。近年来，圣训中文译著、注释不断出现，经学院和清真寺内诵习圣训之声朗朗盈耳，正是学术界和宗教界日益重视圣训的生动反映。
千百年来，宗教渗透在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恢复家园的斗争，阿富汗内战，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巴尔干半岛的民族内战，非洲一些国家的种族仇杀，当今世界许多争斗的诸多原因中，伊斯兰教内外的矛盾与其它众多社会矛盾难以分离。因此，正确地介绍伊斯兰教的圣训经文，适当地了解众多穆斯林奉为圭臬的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对于探究伊斯兰教及其发展过程，理解伊斯兰文化的本质，特别是正确认识、分析和对待世界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有着其他学习和研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步伐，是包括1000多万穆斯林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在圣训之中，有着许多与当代精神文明相一致的思想，诸如“爱国属于信德的一部分”，“人类互为兄弟”，“求知是每个男女穆斯林的天职”，“求官者不能委之以官”，“天园在母亲的脚下”，“好事贵在持之以恒”，“清洁乃信德的一半”，等等。这些圣训既是对穆斯林的宗教规劝，又是有关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至理名言。作为今日中国穆斯林，要求得两世吉庆，为祖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毫无疑问，应该熟悉和力行先知的这些教诲。目前，中国许多穆斯林精通中文而对阿拉伯语比较陌生，通过汉译圣训文本学习圣训，是一条可行的捷径。
总之，学习和遵行圣训，对于中国穆斯林，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圣训》
“圣训”是对穆罕默德一生言行录的总称。阿拉伯语称圣训为哈底斯或逊奈。原意是言语、行为、道路等。波斯人称哈底斯为艾赫巴尔，是表述和信息的意思。
（一）圣训的种类。
按圣训学家的分法，圣训主要有三类：
（1）言语的圣训：
言语的圣训，主要是指穆圣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根据各种性质的问题，所发表的论述及对他人提问的解答等。这一类圣训很多。如穆圣说。“求学是每个男女穆斯林的天职”，“你应当为现世工作，就像你永远活着一样。你应当为后世工作，就像你明天死一样。
（2）行为的圣训：
由伊本阿拔斯传来，他说：“主的使者在旅途中，将晌午拜和哺时拜并礼，并将昏时拜和宵时拜并礼。”（布哈里：《短礼和并礼篇》）
在这段圣训里，伊本阿披斯告诉我们：圣人在旅途中将晌午拜和哺时拜并礼，并将昏时拜和宵时拜并礼。以上这段圣训所说的，是圣人的行为，凡是这一类的圣训，就叫“行为的圣训”，因为它只限于圣人的行为，而未涉及圣人的言说，犹如你所见到的一样。
（3）默认的圣训：
默认的圣训，是指穆圣当时对某些人的作为的默许。即没有公开表示同意也没表示反对。如当时穆圣派遣穆阿茨去也门当地方法官，临行前穆圣问他：“有了问题时，你用什么来裁决？”穆阿兹答：“根据《古兰经》”。又问：“如果《古兰经》中没有明文规定呢？”答：“那就根据您的教训”。再问：“如果我的教训中也没有呢？”再答：“那就根据我的推理来裁决”。“穆圣对穆阿茨的解答表示了默许。”
（二）圣训的搜集和整理的过程：
穆圣在世时圣训未编辑成册，而且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当时穆圣严禁别人记录他的言行，主要是担心圣人的话和《古兰经》相混。所以穆圣去世后，圣训只有圣门弟子们的口头传达了。这样延续了若干年，直到迁徙99年的时候，由于伊斯兰事业不断的发展和扩大，新事物层出不穷，有许多新问题在《古兰经》中找不到明确而具体的答案。于是欧麦尔和阿杜勒阿吉兹，命令哈慈姆搜集和整理圣训。这是一件深得人心的事。所以其他一些城市的圣训学家们也积极响应号召，在各地形成了一个搜集圣训的热潮。结果很快就搜集整理了数以万条计的圣训，并编出了很多圣训实录。到了迁徙二世纪中叶，又在许多圣训汇编的基础上，逐渐整编出了六部分类的圣训实录。即《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伊本马哲圣训集》、《艾卜达乌德圣训集》、《提尔米吉圣训大全》和《奈萨仪圣训集》等。逊尼派即正统派认为这六部圣训集都具有经典的地位，其中布哈里和穆斯林二人的两部《圣训实录》最为有名。尤其是布哈里的《圣训实录》，被看成是最有权威的一部圣训，许多圣训学家为其作了大量的注释。
（三）圣训在伊斯兰中的地位 ：
圣训在伊斯兰的各个领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在教义等若干方面都可说是《古兰经》的说明。如礼拜的问题，《古兰经》只是命令礼拜。而礼拜的时间、地点、仪式等都是通过圣训加以阐明的。因此，圣训也是伊斯兰法创制四大原则（古兰、圣训、决议和类比中仅次于《古兰经》的第二大原则。《古兰经》本身也给了圣训以最大的权威。如命令众穆民说：“凡是圣人命令你们的，就应当遵守；凡是圣人禁止你们的，就应当停止”（59： 7）。又说：“谁服从圣人就等于服从我了”。穆圣也曾说：“我给你们留下两件法宝：一是《古兰经》，二是圣人的圣行。只要你们掌握好，就永远不迷路”。伊本艾哈麦德·罕百里甚至认为：“法律的依据，除《古兰经》以外只有圣训”。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古兰经》是伊斯兰的根本法典，而圣训则是《古兰经》的注释。也可说《古兰经》是宏观道理，而圣训则是微观细则。同时圣训还是研究伊斯兰的哲学、历史、法学、伦理道德等等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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