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诚信社会还有多远？

中国离诚信社会还有多远？——读科尔奈《诚实与信任：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的视角》有感
　　在午夜空无一人的街头，你还会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交规吗？在人潮涌动的火车站，提着大包小包的你，会坦然接受一个陌生人的热情相助吗？
　　我得老老实实地承认，我的答案都是“不会”。而且我相信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答案都和我一样。在这些看似普通的场景背后，我们发现了“诚实与信任”的幽灵。是的，这个幽灵在我们中间游荡，挥之不去。于是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地铁口，“发票、发票”的叫声不绝于耳；街道旁，抱孩子的大嫂热情地向你兜售光盘；天桥上，“办证”的小广告一串又一串；还有那假烟、假药、假文凭、统计水分、学术***、金融诈骗、股市造假、基金黑幕……
　　诚实与信任缺失的问题肯定不是中国独有。所以雅诺什•科尔奈教授所在的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才以此为题，聚集世界上17个国家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展了专门的深入研究。科尔奈教授的文章《诚实与信任：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的视角》（见《比较》第9辑，中信出版社2003年11月版）就是基于此项研究的个人感受。
　　在中国经济学界，科尔奈教授的盛名几乎无人不晓，这首先是因为他的经典著作《短缺经济学》。在研究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大概迄今无人能出其右。而今，沧桑巨变之后，科尔奈教授的目光已经转移到了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而且聚焦在作为市场经济基石的“诚实与信任”问题上。
　　科尔奈教授谈到了两类诚实与信任关系：市场交易的主体即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如果国家不能有效保障商业合同的履行，黑手党和犯罪行为的滋生就无法避免。而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要求的以法律为权威的制度体系的构建，需要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但这方面任务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构建诚信社会更为关键和根本的战略是公民“心态”的改变。科尔奈举了这么一个生动的例子：
　　“9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我正在收听一个热线广播。当时主持人要求听众举例说他们在国外度假回来时如何逃避关税。他们得说出最刺激的冒险经历。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进来，人们吹嘘着他们是如何成功违规并欺骗国家的。当然，我清楚意识到这样的行为即使在最守法的国家也会经常发生。主要的区别不在于逃避关税的频率，而在于社会对此的接受程度。美国或挪威的电台主持人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而听众也不会就此吹嘘。逃税无处不在，但成熟民主国家的民众对此感到羞耻，不会在社交场合对此津津乐道。”
　　科尔奈认识到，在大一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由国家无数的管制和命令来调节的。因此不存在相互之间的诚信履约问题。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就成为一个很基本的要求。既然重塑人们的心态不可能那么快实现，我们就必须寄希望于长期的努力。科尔奈提到的办法包括：家庭、中小学和大学的教化与教育，平面媒体和电视潜移默化的作用，公众人物与工作上司言行的影响。
　　科尔奈最后的忠告是：“重任未有穷期。我期望自己，以及后社会主义社会的每位成员，都保持必要的耐心和容忍。”
　　读罢科翁的大作，掩卷之余，不由得对我们中国的现实多了一层“历史深处的忧虑”。不错，中国和东欧国家一样，也面临着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但中国更独特的情况是，从古到今的文化传统一直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市场从来没有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唱过主角。
　　小农生活在人数不多的村落中，以土地为生，平时打交道的都是亲戚邻里，极少与外界发生联系。因而这种经济模式下沉淀的文化就是：重人情而轻规则（遇事不依制度而诉诸“关系”、“后门”），重空间而轻时间 （老乡观念强，守时观念差）。这样的文化资源，用以应付村落里熟人间的关系自然没问题，但如果要和陌生人做生意，就有些不够用了。
　　如何和陌生人（这里指的是非亲戚、非老乡的外地人）打交道？中国传统文化教给我们的是两个字：一曰“忠”，二曰“义”。
　　“忠”用以协调自己（奴才）与作为陌生人的上司（主子）的关系，所谓“一仆不事二主”。而“义”则是用以协调自己和作为陌生人的朋友的关系，所谓“哥们义气”，“结义兄弟”。而集“忠”、“义”于一身者，最典型的则非关羽莫属。关羽与刘备，既是仆主关系，又是结拜弟兄关系，因此“忠”、“义”都需要。
　　有意思的是，关羽作为一名战将，武功决非后世小说描绘的那么高强，加之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终于酿成杀身大祸；而且“大意失荆州”，颠覆蜀汉有利战略格局，过失不小。当时的人对此就有比较客观的评价。比如蜀汉后主刘禅就曾封关羽为“归缪侯”，语气间多有不屑。（顺便说一句，刘禅或许并非如后世所说的那么弱智，或许他对于诸葛亮北伐劳而无功的结果早已心知肚明，所谓“英雄拗不过时势”，而且他的“此间乐，不思蜀”也体现了极高的生存智慧，远非南唐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可比。）
　　可是历史越往后翻，关羽身价越高。宋代以降，尤其是元明清三朝，关羽多次为朝廷所封，地位越来越高，成了与孔夫子比肩的“武圣人”。关羽身价一路走高，折射的是市场因素开始在这个小农国度逐步“发酵”的事实。道理很清楚，商业越来越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与陌生人做生意，如何建立买卖双方的信任呢？关羽“千里走单骑”“义薄云天”的传奇就在铜钱的计算声中粉墨登场了。
　　商业生意倚重“义”文化，是在我们这个小农国家发展出来的必然逻辑。所以直至今天，我们看到的仍然是“酒桌上的生意”，所谓“生意不成仁义在”。陌生人之间的生意关系，一定要发展到朋友之间的“义气”的程度，才算可靠。这就是在中国做生意的逻辑。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总是请人去吃“花酒”，看来真的是选对了地方。
　　可惜的是，“义气”要求双方的交情发展到一定的深度，这不是所有的买卖关系所能具备的。在“义气”的故纸堆里，我们看到的只是放大的“人情”，找不到“法治规则”的身影。更何况，小农的思想里，本身就隐藏着某种程度的“欺生”的狡黠。因为他与外界的交易，即使有，也往往是一次性的，故而“欺骗一次又何妨”。
　　于是我们见到了今天中国市场秩序中诚信的极度缺失。这个问题恐怕不是靠弘扬传统的“义”文化所能解决的。我想问的是，平等、诚信、负责的商业精神的种子，在中国这块缺少适宜养分的土地上，能否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抑或，就象西方文明的其他因子在中国的命运一样，等待我们的又是一场“淮南为桔淮北为枳”的结局？
　　近两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一些有良心的学者反复强调，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我理解，诚信文化在全社会普遍的养成，本身就是“好的市场经济”所依赖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诚信立法”，这个过程一定会比较缓慢，所以，我们肯定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容忍”。作者：赵少钦